第一章 金融科技：新金融断代史的开端

金融业与科技融合的历史

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如火如荼，金融科技的概念异常火爆，人们对金融科技的前景充满憧憬。然而，从金融科技发展历史看，它不是新概念、新名词，而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金融科技是指将新的科技成果应用于金融领域，是金融与科技融合及创新发展的过程，从而对金融产生巨大影响。在世界上有金融和科技之后，就出现了科技在金融上的应用。金融科技不断完善、进化，逐步改变了金融的业务模式、产品、服务和流程。每个时代的金融科技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今天的金融科技是漫长金融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金融业的历史并不短，有息借贷的历史已超过3 000年了。古巴比伦、古希腊和之后罗马的神庙是当时从事借贷的“银行”。中世纪时期意大利金匠及钱币兑换业的“长凳”至今还被作为银行名称。古代科技推动了冶金业、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也被应用于金融领域。

两河文明时代的贷款合同只能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表示。中国周代用青铜器记载地契交易。在敦煌发现公元8—10世纪的借贷契约已使用纸质文书。宋代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金融创新走在了世界前列。古罗马时代已有汇款业务，西塞罗的儿子留学就通过汇款而不需携带现金。这与中国宋代交子乃至山西票号的密押同理，都须依靠密码技术。15世纪威尼斯商人使用的复式簿记，今天仍应用于金融业会计核算。中国算盘诞生于汉代，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效率和准确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计算工具。

机械式计算机的商业应用始于19世纪20年代。最早的商业化使用者就是银行与保险机构。20世纪20年代，美国NCR（全球领先的技术公司）生产出银行专用机械记账机，到40年代已被上海银行广泛使用，一直到80年代才退出。近几十年来，人类取得的科技发明新成果，比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还要多。金融科技发展突飞猛进。1946年首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这台机器改进后的最早使用者是保诚保险公司。1948年美国银行开始使用IBM604型计算机。20世纪50年代银行已开始用可编程计算机及开发磁性记录识别技术自动处理支票。1971年微型计算机问世，之后光纤和超级计算机诞生，金融业都是最早和最积极的用户。

金融业的高速发展阶段与现代科技尤其是计算机的快速发展阶段恰好衔接，从而促使金融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信用卡诞生的基础是磁条技术和之后发展的芯片技术；60年代银行业的ATM（自动取款机）、POS（销售终端）机和电话服务，是由计算机、通信、机电一体化技术支撑的；70年代的集中清算、SWIFT（银行结算系统）、信用打分、客户评估和自动转账服务，与数据库、存储器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80年代的企业和家庭银行、客户关系管理、分类管理、衍生产品、EDI（电子数据交换）、网上银行、数据集中、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高频交易，又与大规模计算机、远程通信、安全技术、数据库分析、挖掘技术、互联网技术、图像处理和加密技术的进步有关。卫星通信技术、光纤通信、电话语音技术发展推动了电话银行中心和金融业务集中处理的发展。互联网技术、计算机视觉、语言、云技术、大数据分析处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21世纪金融科技的新一轮革命，对金融业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不少人给新型金融科技企业贴上了“创新者”和“颠覆者”的标签，同时认为金融业是一个传统色彩很浓的行业。实际上，金融业在科技应用方面从来不是保守者和落伍者，而是最早的实践者、改革者和推动者。中国金融业的科技革命，一直在静悄悄地进行。20世纪70年代中期银行引进国外小型机进行试点。80年代初期开始的联机实时处理，最早在上海南京路一条街的6家储蓄所进行联网，当时一台小型机的容量还不如现在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从80年代的小型机、90年代的中型机到大型计算机，从内部交易、核算、存储和办公信息化，到ATM、POS、自助银行、电话银行及前后台联机操作等大幅替代人工。此后又在通信网络、清算系统、业务创新、证券交易、保险业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跃上科技新台阶，大幅改变了金融技术的构成。随着中国金融业管理需求的提升，以及2000年后大型数据库的建立，一代代新应用系统开发升级，互联网银行和直销银行平台推出。强大的硬件基础、便捷的通信设备、友好的客户界面、安全的防范技术，使金融业在业务创新、内部管理、风险控制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进入了信息化、数字化金融的全新阶段。

一部金融发展史就是金融业不断创新的过程。金融科技革命已经引发货币形态从实物货币向虚拟货币发展，银行概念从支付融资中介向信息中介方向发展，柜台服务从人与人对话向远程移动互动方向发展。金融与科技之所以能紧密融合，当代金融科技之所以能风生水起，是因为金融业本身是信息数据行业，依赖数据并据此进行决策。金融与科技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两者记载和处理的核心都是“符号+数字”。金融主动拥抱科技，是金融业竞争推动的结果。探寻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增长点是金融创新的直接诱因。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金融与科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背后都可以找到技术因素的支撑。金融业利用科技创新产品和服务，也对科技提出了个性化要求。科技优势也成为新型金融科技企业打入金融圈的利器。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量跨界机构进入金融领域。它们以强大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学习能力及对特定市场聚焦，通过降低成本、提供便利、重塑业务流程、创新金融模式，推进了金融竞争及金融普惠。金融业和新型金融科技企业从两端驱动，加速了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有利于提高金融效率，改善社会福利，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

当前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面临着经济周期、行业周期和科技周期三个周期叠加的影响，正处于一个再平衡、再定位、再整合的新拐点。同时以云计算、移动互联、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风起云涌，金融创新呈现出蓬勃生机，进入到金融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新阶段对传统金融经营模式甚至中介功能提出了挑战。20年前的互联网金融主要体现为互联网对金融功能的沿袭，通过技术改造把金融业务搬到网上，把“砖头”变成“鼠标”，但没有创造出新型的金融形态。

今天的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场金融信息的传输、接收、分析和处理技术的革命，它借助数据技术优势，从掌握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数据，延伸至支付、融资、投资等金融核心业务领域。在金融与科技融合过程中实现了商业模式的创新。例如支付清算、资产转化、风险管理和信息处理四大功能上出现了融合趋势，不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而是形成了场景金融，创造出了新的金融业态，传统的金融行业界限和市场格局被打破。信用卡业务被无卡支付、手机扫码分流，柜台业务被移动线上支付替代，支付账户与资金理财相结合，兼顾流动性、便利性和效益性，争揽金融机构的负债来源。融资业务领域也呈现多元竞争格局。社会对金融的传统认识有所改变，金融业的规模、地域、网点等原有优势正在减弱。市场正在分化并快速演进，消费者较大程度地掌握了信息的主动权，愿意学习和尝试新的金融科技，主动寻找自己想要的产品和服务。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宽容的市场监管成为推动中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关键。

2017年中国移动支付总量超过100万亿元，雄踞全球第一，是美国市场体量的5倍，变化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快。金融机构自身的变化同样巨大，利用金融科技实现了工厂化、集约化运营，提升了效率并降低了成本。同样的机构人员，承担了比20年前增长了几十倍的业务量。大量员工从后台转移到前台服务和营销岗位，人力资源潜能得到释放。金融服务移动化、智能化和便捷化，导致金融消费与渠道发生了变化，客户离店化趋势已不可阻挡。中国银行业目前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普遍达到90%以上，客户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的比例逐年递减，70%以上的业务是在智能设备上完成的，柜台人工办理只占30%以下。新的金融市场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大整合、大演化的阶段。

金融机构借助大数据技术，形成客户状况的全景视图，通过挖掘分析客户行为特点和交易习惯，识别真实需求，为精准营销提供数据支持。数字化信贷通过对异常信息的准确识别，使风险控制从单客户、单品种、局部化、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向业务关联、上下游联动、跨账户交易的数据风控方式转变，实现了资产安全转换、风险定价和资本配置。金融科技改善了长尾客户的服务供给并适应了小微企业小额高频、期短急迫的融资特点。世纪之交，有人曾预言传统金融业将成为21世纪的“恐龙”，会在金融脱媒和网络技术的双重挤压下走向灭亡。可是十多年过去了，金融业依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这在于金融业的转型与持续变革，归功于金融科技深入而广泛的应用，使重构金融创新服务和风险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可能。大部分金融创新门槛并不高，关键在于认识、决心和执行，在于商业模式与应用场景的创新。但在复杂多样和多变的经营环境下，金融业不是高枕无忧的，金融科技带来的金融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的经营方式、风控模式和数据应用也越来越不适应外部变化了。不学则殆、不进则退，金融业在信用、信息和风控方面的传统优势，以及在支付中介、融资中介和信息中介的领先地位，必须持续巩固和发展。

席卷全球的金融科技投资热潮

2010年以来，美国金融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数额飞速增长，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带动了一轮迅猛的金融科技投资热潮。由于目前金融科技的相关数据普遍缺乏官方统计，因此只能从市场数据中窥探全球金融科技投资的增长情况。2016年，美国花旗银行研究部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科技投资情况进行了调研，数据显示：从投资额分布情况来看，73%的全球金融科技投资集中在个人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业务领域，而资产管理、保险、投资银行和大企业融资四个业务领域的投资额占比分别为10%、10%、4%和3%；从金融科技企业的数量分布情况来看，59%的金融科技企业主要集中在个人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业务领域，在资产管理、保险、投资银行和大企业融资四个业务领域的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16%、5%、12%和8%。

花旗银行2016年3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由2010年的18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90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60%，而且这一投资趋势仍然呈现出不断加速的态势（Ghose et al.，2016）。从国别分布情况来看，美国是全球金融科技投资数额最大的国家。著名的Statista统计网站的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金融科技企业获得的投资总额为39.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其次为英国，其金融科技企业的新增投资额为9.1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4左右；再次则分别为中国（7.1亿美元）、荷兰（2.5亿美元）和瑞典（2.1亿美元）。美国前四大互联网企业GAFA ［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纷纷大举进军金融科技领域，并获得了规模可观的市场份额（见表1.1）。

表1.1 美国四大互联网企业开发金融业务情况

资料来源：各公司网站。

2017年是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一年，在大量资本的支持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信息服务，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交易、支付等价值链已初步形成规模。全球知名咨询公司Innovate Finance发布的《2017年金融科技风险投资概况》显示，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行业共完成1 842宗交易，吸收了14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与2016年相比下降18%。其中，美国金融科技企业完成765宗交易，吸收了70亿美元投资，比2016年的交易价值增长22%（58亿美元），成为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风险投资领域的最大赢家。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行业获得82亿美元风险投资，成为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2017年则降至第三位，投资骤降81%，仅获得16亿美元投资。如果从2016年的数据中排除两个中国“巨型”投资——支付宝和京东金融分别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风险投资则同比增长19.4%。

全球知名咨询机构CB Insights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金融科技投资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风险资本支持的金融科技企业融资54亿美元，涉及323起交易，全球金融科技投资活动创季度新高。美国在投资交易数量方面大幅增加，同时欧洲金融科技投资交易活动降至5个季度最低。2018年第一季度南美地区金融科技融资已经超过2017年总额。2018年前3个月，南美地区风险资本支持的金融科技公司融资2.71亿美元，已经超过2017年全年融资总额。巴西移动银行“独角兽”Nubank完成了1.5亿美元的超级融资轮。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金融科技融资中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融资轮有12起，创季度新高，并且投资机构的投资领域高度集中。超过1亿美元的融资项目包括N26、eToro、Oscar Health和C2FO，分布在四大洲。2018年第一季度，在4家融资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金融科技企业的推动下，亚洲金融科技融资金额大幅攀升。2018年第一季度欧洲金融科技融资项目数降至5个季度最低。在金融科技早期投资方面，欧洲风险资本支持的金融科技公司大幅减少。尽管融资项目数减少，但金融科技融资金额创5个季度新高，主要是数字银行创业企业N26和Atom Bank的融资超过1亿美元的推动。银行继续加大金融科技投资力度，但是投资步伐放缓。在过去5个季度中，相比2016年的高点，美国顶尖银行包括高盛、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放缓了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欧洲银行则更加积极主动，第一季度桑坦德银行完成了3起投资。

“创新者”还是“终结者”

这一轮金融科技投资热潮尤其是大量金融科技企业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将会对传统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模式产生何种影响？从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金融科技投资热潮风起云涌，传统金融机构在加快技术升级改造的同时，也正在经历着由新技术带来的冲击与挑战。这一过程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情况非常相似，即传统金融机构一方面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拓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来自以微软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的竞争与冲击。因此，在迅速变化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准确地预测金融行业的发展前景无疑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然而，现代金融发展已经明确地显示出一个重要趋势——金融和科技的结合与创新。世界在变化，金融也必须变化。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能因自身已经取得的金融科技成就而形成路径依赖，只有因需而变、因势而变，适应消费者需求才能生存。任何思维方式固化、习惯路径依赖、不适应数据信息时代生存环境的金融机构都将成为竞争的失利者。展望未来，科技发展及其与金融的融合，会推动金融业态发生一系列重大改变。

首先，技术标准，而非单纯的客户资源或者笼统意义上的市场份额，是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竞争的核心。由网络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知，在任何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产业部门，企业之间最高维度的竞争都是技术标准之争。换言之，采取相同或相似技术标准的企业之间主要进行客户资源的竞争，即只有最先突破“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的企业才能够赢得竞争。然而，当市场上存在不同的技术标准时，只有取得了标准制定权的企业才能够通过正反馈机制锁定大量客户，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因此，行业标准往往是决定网络经济部门市场结构的关键因素。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传统商业银行与微软公司等互联网企业竞争的焦点集中在美国个人金融业务的技术标准，即个人客户究竟是通过传统的商业银行线下网点办理个人金融业务，还是使用微软公司等互联网企业开发的第三方理财软件在线办理个人金融业务。传统商业银行最终通过“线下网点+自营的线上网站”这一技术标准赢得了与微软公司等互联网企业的标准之争，从而避免成为“21世纪灭绝的恐龙”这一命运。当前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的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也是如此，金融科技企业应用大数据技术和新兴的网络技术，持续降低金融中介成本，更加便利、高效地提供金融业务。这些旨在“去金融中介化”的技术范式能否在未来成为金融业务的主流技术标准，将是决定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因此，从本质上看，这将是一场金融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传统金融机构技术升级的竞赛。

其次，从目前来看，传统金融业务领域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是非对称的，其中支付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最大，而这两个传统金融业务领域也是最有可能被金融科技企业解构和改变的。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科技投资主要集中在支付结算、银行贷款和企业融资等领域。支付结算领域的投资占比最高，个人理财和数据分析业务位居第二。由于个人金融业务不仅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利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约占美国金融机构总利润的36%，占比最高），而且是传统金融机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业务，因此传统金融机构面对金融科技企业的冲击和竞争压力是比较大的。从网络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支付业务与个人金融业务之所以首当其冲，是因为与其他传统金融业务相比，这两个业务的网络外部性特征更加突出和明显，因此客户规模与技术标准的市场竞争也就更加激烈。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这两个领域都是技术创新最为活跃，也是最容易被高新技术企业打开竞争缺口的传统金融业务领域。因此，传统金融业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最有可能集中在这两个领域。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实践发展的情况来看，金融科技企业全面取代传统金融机构，进而重新定义现代金融的内涵并实现传统金融业务模式与流程的再造，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低的。从全球金融业发展的标杆——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传统金融机构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三轮金融脱媒浪潮的冲击后，其对市场竞争和金融创新（尤其是新技术的采纳）的态度是积极和开放的，而这正是其能够妥善应对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金融模式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的关键。此外，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二者之间往往难分伯仲。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拥有庞大且忠诚度较高的客户基础、雄厚的资本实力、强大的支付清算与线下服务能力、丰富的市场营销与风险管理经验、良好的品牌效应和对金融监管规则熟悉的优势；而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则没有冗余的信息系统，也不必负担维护物理网点运营的高昂成本，因此可以集中大量的资本与人力资源集中开发创新性金融产品或者进行某项具体的业务模式的创新。金融科技公司在前沿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也具有显著的优势。因此金融科技的发展难以对传统金融模式形成直接的替代效应。更为重要的是，2010年以来，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在如火如荼的金融科技发展与投资浪潮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最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科技——区块链技术为例，从理论上看，区块链技术具有很强的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特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块链技术有可能对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中介机构造成巨大冲击。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商业银行始终是推动和引领区块链技术投资、研发及行业应用的重要力量。2015年9月，在英国巴克莱银行、高盛集团以及摩根集团等9家全球大型商业银行的倡议与联合投资下，金融技术公司R3在美国纽约宣布成立。R3公司旨在全面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和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尤其是行业标准的制定。目前，已经有超过50家全球顶级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宣布加入R3公司领导的区块链技术联盟。显然，商业银行如此步调一致地大规模研发和推广区块链技术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其目前对于市场的相对垄断地位，尽快完成对新技术范式的兼容，形成新的开展金融业务的技术标准，从而继续锁定既有客户，最终赢得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市场竞争。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大型商业银行通过组建支付联盟和兼容新兴的网络银行技术的方式，成功阻止微软公司进入美国个人金融业务领域的努力，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显然，在传统商业银行主导下形成的银行业区块链技术标准只会改造而非颠覆传统银行业。

尽管如此，传统金融业对金融科技的反应仍然十分敏感。在银行业区块链技术联盟——R3公司的主页上赫然标注着“分布式账本技术很可能将彻底改变金融服务业，正如同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传媒和娱乐业”。美国花旗银行研究部在2016年3月发布的一份关于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情况的报告中认为，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对传统金融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例如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迫使传统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对IT技术的投资与升级。为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从而与金融科技企业开展竞争，美国的传统金融机构对实体分支机构和网点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而对于互联网业务、移动金融业务等新兴业务模式的依赖程度逐步提高。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出于成本集约等因素的考虑，将更多地倾向于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设立物理网点，因此金融机构的网点资源更多地向美国的大城市集中，从而加剧了金融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均衡。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对美国传统金融部门的就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量高新技术的应用对部分人力资源（如主要负责资金支付与清算的出纳人员）形成了显著的替代效应。2007—2014年，美国商业银行雇用的出纳人员数量下降了15%。2015年，美国商业银行的全职雇员数量从历史峰值的293万人下降至257万人。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下降至180万人左右。

从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业相融合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大量事实和研究都表明，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的结合对后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业的结合，提高了传统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并促进了传统金融部门的整合。全球著名金融学家米什金（Mishkin）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便撰文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地理距离对开展金融业务的限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传统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商业银行通过并购的方式迅速扩大资产规模从而谋求规模经济在技术上变得可行。

米什金的这一论断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银行业并购潮出现的原因，即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业的结合为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提供了技术保障。美国前10家银行集团的营业收入占银行部门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27%提高至1999年的45%。而在1988—1997年，美国商业银行的数量减少了30%左右。与此同时，前8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占美国银行部门总资产的比重则由22.3%上升至35.5%。在此期间，美国金融部门的“巨型并购”（megamergers）甚至“超级并购”（supermegamergers）^[1]频发，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历史上并购金额最大的前十大并购案件中竟有9次发生在1998年。而这9次中有4次为美国银行部门的并购案。^[2]

如果将分析周期拉长的话，美国银行部门的市场结构日益集中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1980—2010年，美国商业银行的数量由19 069家降至7 011家，降幅高达60%，而同期美国前十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占美国银行部门总资产的比重则由13.5%上升至50%左右。此前一般认为，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特别是对跨州经营的限制，是导致其银行业出现并购潮的直接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普及，放大了传统金融机构合并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传统银行部门市场集中度的大幅提高成为导致“大而不倒”问题的主要原因。

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传播成本，使基于标准化信息（即信用评分和分级）的复杂的资产证券化和多级衍生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了传统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自从隶属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的吉利美（Ginnie Mae）于1970年发行了首款住房抵押贷款转手证券（Mortgage Passthrough Security，MPS）后，资产证券化这一20世纪最为重要的金融创新便开始大行其道。1970—1986年，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较为简单，当时的信托法不允许证券发行人对原生资产的现金流进行主动管理。然而，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则允许设立REMIC（Real Estate Mortgage Investment Conduit，房地产抵押贷款投资渠道信托）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这种REMIC既可以享受信托的税收优惠，同时又允许发行方对现金流进行管理和分配，传统资产证券化由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REMIC能够将MBS（抵押支持债券）等各种证券资产组合为资产池并进行分级（Tranching），然后打包进行二次甚至多次证券化，而网络信息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证券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正是依靠这种网络信息技术，才有可能在充分获取和处理各种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开发出各种类型的风险识别模型，并使用现金流量分析、违约率估计等建模技术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支持。而风险定价模型的不断完善和证券评级技术的不断改进，则使结构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因此，如果离开了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构造并给这些高度复杂的交易定价和评级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证券交易方式，其对传统资本市场的影响深远且复杂，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监管当局的控制。2006年以来，主要依赖计算机编程和高速光纤网络的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成为华尔街投资银行和部分美国机构投资者获取超额投机利润的主要工具。一般来说，高频交易是指从那些人工操作无法捕获的极为短暂的市场变化中寻求套利的高度计算机程序化的交易，即按照既定的程序，高速、大规模自动执行的交易。如利用某种证券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在不同证券市场上的微小差价进行高频度的即时套利交易。新兴的投资公司和华尔街金融机构近年来纷纷利用这种高频交易方式牟取暴利。为了获得千分之一秒甚至百万分之一秒的交易优势，这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不惜花重金租用与证券交易所主机的物理距离更近也更加昂贵的专用光纤网络，甚至不惜斥巨资购入退役的军用微波信号发射塔等个人投资者根本无法想象和涉足的各种高端专业网络通信设备。高频交易通过频繁报单、撤单，向市场释放虚假交易信号，程序化交易的自动触发机制又可能强化交易行为的趋同性，从而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当传统的金融交易演变成比拼网络优势和计算机建模的复杂电子化交易时，传统金融部门尤其是监管部门开始反思新技术究竟对传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产生了何种影响。

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对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产生了冲击。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的兴起，各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主要通过货币总量指标进行货币政策调控，但是在1979年10月后，货币供给（特别是M1）增长率的波动日益加剧。美联储在1979—1982年都未能将M1控制在设定目标内。为此，美联储从1982年开始逐步淡化M1这一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并在1987年终止宣布M1增长目标范围，改以M2为主要调控目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影响下，美国的金融创新活动继续蓬勃发展，货币总量与结构的控制越发困难。20世纪90年代初，美联储发现此前一直较为稳定的M2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也开始显著下降。在此背景下，美联储不得不彻底放弃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而全面转向以联邦基金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美国的引领下，技术性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传统货币政策的转型进程。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2010年以来随着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以比特币（BitCoin）为代表的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在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迅速兴起并风靡全球。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科技，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货币当局提出了挑战。这一纯粹基于密码运算和网络交易的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货币的范畴？应当如何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管？虚拟货币的大行其道将对现行的货币体系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备受热议且尚无定论的问题无疑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认为，虚拟货币是指由私人部门开发者发行的以其自行设定的记账单位计价的数字化价值媒介。虚拟货币能够以电子化方式获取、贮存和交易，而且只要交易各方认可，就可以被广泛地用于各种支付。作为一种数字化的价值媒介，虚拟货币属于广义上的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与其他数字货币［如网络货币（e-money）］不同的是，虚拟货币并不用法定货币（Fiat Money）表示，而完全使用其独特的计价单位。国际清算银行（BIS）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认为，虚拟货币具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尽管虚拟货币具备真实货币的某些功能（如支付结算），但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为零，且没有任何主权货币或机构为其信用背书；第二，虚拟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机制完全建立在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基础上，这是其与传统货币最为重要的区别之一；第三，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大量第三方机构参与了虚拟货币的开发和使用，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研究和普及。

虚拟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主权国家货币当局构成了挑战——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发行与调节机制而言，虚拟货币的创新主要在于去中心化的管理和分布式账本技术，这相当于将货币的控制权交给了市场使用者而非一国的货币当局。虚拟货币背后的算法确定了一个被预先设定的透明的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且实施总量控制的规则替代了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新技术，虚拟货币的出现迫使一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需要在禁止、允许与合作创新之间做出选择。目前，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如何应对虚拟货币及其承载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可能带来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主权国家是否应当发行数字货币。

中央银行发行的虚拟货币被称为“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如果央行数字货币采用账户模式，则意味着一国的公民和企业可以直接在中央银行开户，而无须将资金存入商业银行。历史上，中央银行之所以不吸收公众存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难以记录和处理海量的交易信息和客户合同。数字技术的发展则克服了这些困难，云计算和云存储可以容纳和处理大量的金融交易信息。若货币资金可以通过手机或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存取，那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ATM存在的必要性无疑将大大降低。中央银行数字账户的初始记录可由现有存款账户金额按照1∶1的比例转换而来，新的数字货币存储在中央银行管理的区块链上。当存款人支付数字货币时，其可以在区块链上将资金转移至交易方，同时中央银行分别将两笔交易记录在区块链上。中央银行作为可信赖的第三方机构管理区块链，其拥有对区块链账单进行增加和修改的绝对权力。此外，为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的商业机密，中央银行区块链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被隐藏。因此，中央银行区块链明显不同于以公开、共享账本为特征的数字货币区块链，后者在网络用户的共识下运行，不需要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当然，中央银行区块链的这种中心化模式具有的单点故障特征也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容易遭受黑客的攻击和破坏。

在数字货币体系下，中央银行显然更易于实施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将承诺一个依据数学算法的货币产生速率，通过存款利率精确控制货币供应量。原则上，存款利率可以为负。如果经济遵循确定的路径发展，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灵活调整货币供给的速度，从而改变货币政策。抑或中央银行可以保留自由裁量权，基于技术手段调整货币供应量以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传统的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将被直接对个人账户货币余额的控制代替，从而使货币政策能够精确定向到特定的地理区域、特定的群体或者收入水平不同的存款人。尽管这项创新的影响将是巨大而广泛的，但其同样存在优点和弊端。

从优势方面来看，允许中央银行设立私人账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传统银行体系一些固有的问题。如商业银行的挤兑问题将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因此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可能由此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货币当局获得了更多的了解和掌控整个金融体系的权力，因此其能够更好地根据经济周期进行宏观调控，并提高税收管理和反洗钱法规的执行效率。从弊端方面来看，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将使存款从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转移，这无疑意味着商业银行将面临严峻考验，其将失去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从而只能通过缩减贷款规模或者发行新债券的方式来融资。新的融资方式可能成本更高且稳定性较差，结果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大幅降低其信贷活动，减少对企业和居民的抵押贷款，从而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紧缩性影响。相应地，在金融监管领域则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吸收居民存款的中央银行既是商业银行的监管者，又是其竞争对手。此外，一个发行和控制数字货币的中央银行可能拥有查看甚至控制居民的个人财务情况的巨大权力。政府可以准确地了解个体拥有货币的数量以及个体消费的途径，而不受任何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制约。这无疑存在着数字货币被滥用的可能。尽管发行实体货币的成本不是导致货币贬值的主要原因，但是相比于制造纸币和铸造硬币，发行数字货币的中央银行可以用更加低廉的成本制造通货膨胀。

从其他方面来看，在融资领域，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会显著提升资产转化能力，风险管理将实现质的改变。信贷决策不仅依靠实践和失误积累经验的传统做法，而且可以通过AI（人工智能）自我学习积累经验，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模拟人脑的判断机制，提升风险甄别、监测、核算和定价能力。智能投顾和程序化交易在资产管理、保险咨询、金融市场和私人银行业务领域将取代人工服务，通过大数据分析、量化投资模型、智能化算法，根据投资者风险偏好、财务状况、预期收益目标等理论模型，为客户制订个性化的组合资产配置方案。人工智能技术的完善将让金融数据处理和分析岗位失去价值含量。区块链技术不仅会在支付、交易等许多金融领域提升安全性，甚至将有可能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架构和基础设施。VR（虚拟现实）技术会在信贷现场调查等领域崭露头角，非结构化的图像数据为远程决策者提供身临其境之感。大数据建模分析会发现市场潜在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人工智能和ML（机器学习）技术加强了金融业获取和转化数据的能力，从数据中获得洞察力，攫取价值，成为经济体系中重要的数据服务提供商。云计算技术使金融机构的数据结构再从集中走向分布，提高金融效率及安全性。远程移动互联网技术会大幅替代物理网点的功能，生物识别技术提供辅助安全验证，改善了服务的便利性，提高了覆盖面，提升了服务水平、客户体验和安全保障，促进了金融交易和服务的时空效率。客户金融服务在未来的10年内会完成从以线下为主到线上线下结合，再到基本以线上为主的转变。金融业去机构、去人工已是一个渐进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从国际上看，商业银行机构数量呈现逐步收缩趋势。近20年来美国银行业机构从14 000多家下降至4 000多家。传统金融柜台营业服务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

金融业要想在未来竞争中保持优势，关键在于与时俱进。人们为今天的金融科技赞叹、欢呼，但明天、后天会有更新、更难以预见的金融科技诞生，可以预见变化的周期会越来越短。它们必然会一次次冲击现有的金融业态，对金融业形成长期的、深刻的挑战，同时推动金融业的进化。金融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会发生变化，直接间接融资比重会发生变化，金融业的组织形态和服务模式会发生变化，金融机构的排名顺序会发生变化，但金融科技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与功能。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一直是以金融为本、以科技为器。迄今为止，金融科技虽然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载体、渠道和技术，提高了交易效率，但没有改变商业的目的和对象，也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和功能。

[1] “巨型并购”是指并购金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案；“超级并购”是指并购金额在1 000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案。

[2] 分别为花旗集团（Citicorp）与旅行者集团（Travelers）的合并、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与国民银行（Nations Bank）的合并、美国第一银行（Banc One）与第一芝加哥银行（First Chicago）的合并，以及西北银行（Norwest）与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合并。

标识新金融断代史的“金钉子”

金融竞争真正的优势不仅在于昂贵的硬件设备、复杂的算法模型和天量的数据信息，也不仅在于众多的机构网点或强大的资产实力，而更多依靠品牌（信任）、客户（流量和规模）、管理（风控）和信息（数据基础）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在新的金融科技周期里，金融业与新型金融科技企业在两端隔墙相望，谁能最大限度地服务客户，并能最终控制风险的金融服务企业才是最后的成功者。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开始认识到金融功能和服务的本源，认识到线上线下无缝连接、尊重客户体验的重要性。

监管领域的技术构成也亟须同步提升。金融科技没有改变金融业的风险属性。当前金融规模总量更大，结构更复杂。金融科技发展导致的开放、高效、互联和互通，也使金融风险更隐蔽、传递更迅速。金融科技监管的过分滞后和过分提前，都会在产生混乱或阻滞创新两端摇摆。认识到风险管理和匹配资金的能力、效率和质量才是取胜的根本。

金融业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创新要促进金融普惠性，不能推高金融交易成本。金融业作为特殊行业，必须履行信托责任，必须平衡好收益与风险、便捷与安全、创新与合规、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金融家俱乐部不欣赏百米短跑选手，他们尊重的是马拉松冠军。任何机构都没有永存的优势，不适合时代和行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和跨界企业会消失，但金融中介不会消失，金融功能不可或缺。

未来金融业不是一个场所的概念，而一定会是服务人们需要的定位。唯有适应新环境，持续转型、进化和创新的金融机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虽然世界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痛苦冲击，但经济金融领域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全球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科技革命，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业渐行渐远，而一个更富有活力与效率的金融业渐行渐近。对世界金融业而言，这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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