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c虚拟币(35岁赴日留学，他经诈骗、离婚、三次论文答辩，苦读15年才成博士)

1998年，日本东京，一个绝望的夜晚。

四周悄然，小屋昏暗，只有电脑屏幕微弱的亮光和键盘的敲击声，仍在此起彼伏地跳跃着。

没有人看到李仲生奔涌的泪水，除了这漆黑的夜。

这是李仲生远赴日本的第十三年，博士攻读的第四年，第二次论文答辩，又失败了。

48岁的他，拖家带口流离异国多年，经历了诈骗、离婚风波、三次论文答辩，只为了一个博士学位。

此刻，半生梦想，付诸东流。

可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留学浪潮的一份子，他比很多人倒霉，也比很多人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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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出身背景

两次考大学被拒

一切都源于李仲生小时候发下的宏愿。

1951年，李仲生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他立志读大学考博士。

然而时运不济，学业被迫中断。

1968年，16岁的李仲生去内蒙插队，经历8年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后，他的求学之心仍未死。

70年代末，他连续参加两次高考，成绩突出，却未被录取。

直到第三次，他还要考，才有人告知他真相：“你跟其他人不同，你的出身成分不好，考了也没用啊。”

那人劝他断了念头。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政审这关很难过。

好大的一盆冷水，浇得李仲生心都凉了。

后来，他和所有知青一样，老实地进工厂上班，结婚生子。那个内心深处的渴望，就这么兀自隐匿。

时代的洪流悄然而至，80年代的中国掀起留学潮，一波波求学若渴的年轻学子，涌向美国、日本。

1986年，李仲生35岁，赴日的飞机升上高空、跨越大海。

背井离乡的李仲生，胸中热血沸腾不已，他只想做成一件事：上大学，考博士。

还是那个简单而执着的理想，只是青春不复了。

“中国未来发展最关键在于教育，教育又需要很多人才，我希望成为其中一员。”

一腔孤勇，李仲生在日本边工边读，憧憬着学成回归，报效国家。

可他没想到，求学过程磨难重重，整整花费了他十五年光阴。

支撑着他走下来的，正是他妻子无言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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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赴日本留学

十年存款400万被骗

李仲生有个女儿，叫李博，博士的“博”。

1987年，李仲生妻子带着女儿奔赴日本，支持丈夫求学。

妻子找了个洗碗的工作，李仲生一边做兼职，一边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课程。

1995年，李仲生考入日本千叶大学读博，梦想触手可及。

在妻子的劝说下，他辞去工作，专心攻博，养家的重担压在了妻子一人身上。

东京的老街中板桥，一套20平米的一居室，这是李仲生一家三口蜗居8年的“家”。

夜晚11点，静谧无声，妻子和女儿已经熟睡，正是李仲生写论文的时间。

他独自坐在电脑前，屏幕的光在专注的眼睛里闪闪烁烁，键盘的敲击声断断续续，一直响到天明。

匆匆睡过四五个小时后，他便起床买菜做饭，继续学习。

晚上7点，一家人聚在桌前就餐，享受清贫日子里的其乐融融。

谁知，这样的其乐融融几近尾声。

那年，李仲生因卷入KKC骗局，被骗走400万日元。

妻子10年刷碗生活，换来的心血一去不返。

李仲生因为自己少年失学，想要筹款在国内建一所学校。在没有跟妻子商量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搭进了全部身家。

这起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诈骗事件，靠着投一赔十的诱惑，让数以万计的家庭陷入困境，李仲生的家也因此支离破碎。

妻子以泪洗面，李仲生后悔不已，大半年的时间，夫妻俩都在吵架中度过。

最终，这对结婚十五年的夫妻决定分居了。

李仲生搬走那天，看到站在门口妻子，发现她竟然一下老了四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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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分居，中年求学的悲苦

45岁的李仲生，与妻子分居了，离论文提交还有10个月。

他租了一个不到5平米的斗室，像个“鸽子窝”。吃着一成不变的面包，偶尔买个最便宜的罐头。

为了挣生活费，每周两次外出打零工，坐电车时也要带着书。

2℃的东京夜晚，李仲生穿着西装在日料店打工，工作内容是削萝卜皮。蹲在街边，夜风吹得生冷。

中年求学，异乡颠沛，生存、学业、家庭带来的压力甚至负罪感，逼得他顿感无助。

但他，早已没有退路。

论文提交时间越来越近，李仲生一到学校就扎进资料室，废寝忘食。

“神经病啊，除了读书，什么也不知道。”很多人趁机讥讽，他只是付之一笑，他的理想无需旁人知道。

1996年圣诞夜，李仲生和女儿约好在外面吃饭。

上小学六年级的李博，早早就在约定地点等候着，可“书呆子”父亲迟到了近一个小时。

一万日元，李仲生拿出了全部积蓄，可女儿只要了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擦。

最终，父女俩选择在面馆吃面。饭桌上，李仲生终于问出了口：“你妈，最近好吗？”

女儿说：“就是眼睛有点花，她让我问你一个人过得好吗？”

李仲生轻声回答：“还可以吧，比较寂寞。”

1997年初，雪下得无声无息，温柔地落在归家人的肩头。

除夕之夜，妻子邀请李仲生吃年夜饭，这是分居后他第一次回家。

一家三口再次聚在一桌，谈笑往昔，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别提的好，什么也别提了。”妻子说完，咽下一口啤酒，两行泪水滚落。

饭毕，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李仲生跟着收音机伴奏，为家人唱了一首《我的太阳》。

浑厚动情的声音，凝聚着他纯粹的追逐和梦想，像是黑夜中升起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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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48万字论文

第一次答辩失败

新的一年，李仲生和妻子和好了。

之后的9个月，他依然住在中野的斗室攻克论文，每天几乎不怎么合眼。

妻子偶尔请假来探望他，那天她赶到中野时，发现李仲生头痛得倒下了，电脑屏幕上已写完了最后一行字。

论文题目《中国的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一共48万7千字。

女儿负责印刷，妻子整理，李仲生作最后校对，他们分工协作，将论文复印了13份。

浸透着理想与希望的论文终于完成了，一家三口都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回馈。

同时，李仲生告别了一年半的分居生活，搬回了家。

1997年12月24日，李仲生答辩的日子。

进入答辩现场前，他喝了一瓶妻子准备的人参营养液，将满满的关爱与期待咽下肚。

他对生活的信念、对理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全部押注在这一天。

三周后，结果公布：李仲生的论文没有通过。

命运给痴迷的人，再一次致命打击。

三个星期，李仲生彻夜难眠，十余年寒窗苦读，一朝功败垂成。

那天下午，他坐在喷泉边呆坐了很久很久，望着水柱迭起，白鸽高飞。妻子和女儿多年的支持，每个与电脑同眠的夜晚，通通浮过脑海。

世事难料，许多你认为的结束，恰恰才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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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答辩，死也要成博士

1998年春，李仲生从零开始。

每天从下午一点打工到晚上十二点，下班回家后再接着写论文，一直到早晨。

他重新挑起家庭与学业的两副担子，进行着博士论文第二稿《中国将来人口推测与经济发展》。

1998年秋，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在大幅度裁员的风潮中，夫妇俩相继失去了工作。

妻子已经失业近两个月，而他和朋友连续出门几天找工作，都没有结果。

傍晚，他推着自行车回家，这条上坡的路，越爬越陡，比以往更加费力了。

1998年冬，李仲生又参加了一次论文答辩，再次失败。

已经连续两年碰壁，他不愿死心，咬牙对妻子说：“就是死在日本，也要拿下来。”

妻子后来说：“结婚十几年，那一次好像才真正了解他。”
他的这股狠劲儿与韧劲儿，好像是从来没有消减过。

2000年3月，李仲生的第三次论文答辩通过，终于拿到了日本千叶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年，他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2001年，李仲生放弃了日本高薪职位，毅然回国。

他成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故事也被央视等多家媒体报道。

那年，李仲生正好50岁。

一个博士梦，用尽他半生啊。

他坦言：“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有人因此质疑：为了一个执念，到底值得吗？

李仲生似是忆起了少年风华，坚定地说：“总要有那么一些人，为了国家做出牺牲，不然这国家就没有了希望。”

铿锵壮志，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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