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本巴黎的导游书里，都会提到卢氏红楼。这座位于富豪云集的八区的五层公馆，是整个巴黎最地道的中式建筑。想当年，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中国古董商卢芹斋，将这里打造成了充斥着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梦幻之地。如今，里面的藏品乏善可陈，但红楼这座建筑，却连同卢芹斋复杂的一生，一起成为见证时代的大古董，永远矗立于巴黎的蓝天白云之下。

巴黎红楼

一、篡改的出身

卢芹斋的身世，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扑朔迷离的话题。根据其来远公司出版的小传介绍，卢芹斋1880 年出生于浙江的名门望族。家族成员中有军政要员，也有成功的商人。但因太平天国运动，卢家家道中落。1902年，在巴黎从事贸易的卢芹斋遇见了张静江，两人合伙成立了通运公司。1908年，他与张静江分道扬镳，成立“来远公司”，专事古董经营。

可后来《卢芹斋传》的作者罗拉女士两赴湖州，调查到卢芹斋其实出生在一个贫苦之家，原名卢焕文，其父因吸食鸦片和赌博破产而亡，母亲自尽。卢焕文未到成年，便被堂叔送到南浔张家做仆人。

卢芹斋（左）与张静江

南浔张家，不仅是南浔有名的“四象”之一，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豪门。1892年，家主张颂贤去世，留下 1000 万两白银，而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朝全年的税收也只有 8000万两白银，可见张家之巨富。张颂贤去世后，张家分为“南号”和“东号”。卢焕文进入最强势的“东号”，开始在伙房帮厨。1902年，东号二公子张静江出任法国公使参赞，卢焕文被挑选为随行家仆，成为其一生的转折点。

卢焕文对于自己身世的篡改，体现了他深深的自卑和虚荣。他将与张静江的主仆关系描绘为合伙人，甚至将张家杜撰为自己的家族蓝本。直到去世，也不曾对法国子女承认中国尚有亲人。

二、在巴黎的脱胎换骨

1903年，张静江在巴黎成立了“通运公司”，主营茶叶、丝绸、古董等中国商品。其中，古董业务很快就成为通运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在那个国内形势混乱复杂的特殊时期，张静江请来了他的舅舅，“收藏甲于东南”的收藏大家庞元济为他主持货源，使通运公司总能拿到高规格的珍贵藏品。

例如 2017年西泠印社春拍，一件 632.5 万成交的“尚药局”款定窑盖盒，是目前唯一确认的北宋皇室瓷器。而它最早的拍卖图录，清楚地显示藏品主人购自通运公司。

1905年北宋皇家定窑盖盒拍卖图录

通运公司经营的文物，不仅规格高，数量也多得惊人。据其账房先生李力经回忆，当时每两个月需要到中国进一批货，一年周转六次，其获利润之巨无法估计。而张静江将绝大部分利润都用于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甚至不惜变卖海外产业。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故宫博物院创始人李煜瀛在他的笔记里写道：

“有一次，张先生接到国父的电报，催汇更大的巨款。立即约集一个秘密会，我亦在座，卧禅（张静江字）遂决定出卖茶店，以所得供给革命饷项。……”

张静江以极大地热情投身革命，频繁回国联络起义。这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更需要极大的精力。公司大部分业务都交给妻子姚蕙、妻弟姚叔来、卢焕文诸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卢焕文聪颖好学，很快在公司中成长起来。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逐渐可以独当一面。但是卢焕文没有政治理想，志在谋财。这种经营理念上的分歧，使他与张静江分道扬镳。1908 年，卢焕文在巴黎成立了“来远公司”，并改名“卢芹斋”，经营他最擅长的中国古董。

单飞后的卢芹斋并未和张静江闹翻，反而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两家公司经常互通有无，甚至还帮忙照看张静江的女儿。卢芹斋很懂得借用张静江的影响力，尤其在1911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就任民国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还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大力扶持蒋的上位。所以，尽管在 1913 年和 1914 年，国民政府连接出台了控制古董出口的法令，但卢芹斋依然肆无忌惮的贩卖了大量高规格的中国文物，正是囿于张静江这一强大后盾。

张静江与国民党高层的合影。他居中而坐，红圈内为蒋介石

当时的巴黎，经营中国文物的除了通运与来远，还有山中定次郎，马歇尔·宾等人。但是卢芹斋与生俱来的经商天赋，以及中国人的身份，使得他一方面能用最地道的中国方式寻找购买货源，一方面又能在巴黎以西方人的方式推销售卖古董。他灵活转变自己的角色，将无法计数的珍贵文物倾销到了海外，获得了惊人利润。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一份拍卖账单，清楚的记录着来远公司1913年一次拍卖的详细情况：

买入总价是1015185 法郎，卖出价2049125 法郎，毛利1033940 法郎。

1910年，三十岁的卢芹斋与十五岁的法国姑娘玛丽·罗斯结婚。

借助张静江的关系，卢芹斋从中国到法国，从仆人到职员，再到国际知名的大古董商。他通过贩卖祖国文化，在人生的上半段，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三、在纽约的功成名就

一战前夕，随着欧洲局势的不断紧张，巴黎亚洲文物中心地位遭受重大打击。同时，美国作为新兴市场，逐渐取代法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中心。上海港中国艺术品出口数据显示：

1916 年至 1931 年期间，上海港出口到美国的文物总额是 723 万两，占全部出口总额的 63%；第二是法国，110 万两左右，占总额的 9.7%；其次是英国，110 万两左右，占总额的 9.6%。

敏锐的卢芹斋在此时将生意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他在欧洲积攒起来的声望和人脉，使他很快打入美国收藏界，成为许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供货商。

1923 年，佛利尔博物馆的首任馆长约翰·洛奇提到：

“这里（美国）除了卢芹斋，没有任何古董商手中有足够重要的艺术品……我听说，他与一位中国政要之间有着可以利用的关系。所以比起别人，他不仅能拿到货，并且更容易的运出中国。”

很显然，洛奇所说的这位中国政要就是张静江。借助这一关系，卢芹斋很快在美国开拓了无与伦比的市场。甚至可以说，卢芹斋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个人影响。也正是在此时，卢芹斋将“昭陵六骏”之中的“二骏”，卖给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成为其一生的最大污点。卢芹斋在这一时期贩卖的珍贵中国文物数不胜数。陈梦家编著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总共收录了 845 件青铜器，其中 312 件都是经过卢芹斋之手销售到美国的。

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的昭陵六骏，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为复制品

来远公司达到顶峰的标志，就是1925年，卢芹斋在巴黎修建了红楼。一战后，欧洲市场逐渐复苏，卢芹斋往来活跃于中、法、美三国，并一度在伦敦开设了另一个分公司。他不停的将货物从中国运出，倾销到欧美各国，逐渐成为顶级中国艺术品的代表。可以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在供应和销售之间，卢芹斋为自己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

四、客死他乡

俗话说盛极必衰。经过几十年的盗掘和战争破坏，中国文物遭到巨大的流失。国民政府终于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并于1935年加强了对出口文物的管制，令卢芹斋文物来源逐渐枯竭。1940年，卢芹斋在《中国石雕展》前言中，遗憾的说到“中国石雕的收藏已经接近尾声。”1947 年，来远公司一批包含二十多件出土青铜器的货物，被上海海关截获，并最终移交给上海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新中国成立之后，卢芹斋由于盗运我国珍宝数量巨大，被我国锁定为坚决打击的文物走私要犯，永远不敢回国。其国内分店内的库存统统被查收，海外公司失去货源，卢芹斋从此一蹶不振，1950年3月，他发表了一条宣布退休的消息：

“我已年过七十，经营中国古董长达半个世纪……新成立的新中国政府查封了我上海的大批文物，其中包括我至关重要的藏品。这令我意识到，我的古董生意已经山穷水尽，无以为继……因此，我不无遗憾地决定，从此退出古董交易行业。”

1957年8月15日，疾病缠身的卢芹斋病逝于瑞士。

自1908年巴黎来远公司开业起，卢芹斋就与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日本的山中商会并称为二十世纪初亚洲文物三大巨头。能做到如此辉煌的地位，其国内庞大的供货网络功不可没。

一、卢芹斋的国内两大办事处

在旧中国，上海的五马路与北京的琉璃厂，一南一北两大古玩市场交相辉映，是当时著名收藏家和古董商的集聚之地。卢芹斋在巴黎来远公司成立后，很快就在这两大古董聚集地设立了办事处。

如今的五马路（上）与琉璃厂

上海办事处由吴启周主持，其母是张静江之弟张增鉴的乳母，与卢芹斋渊源颇深。他们还先后笼络了管复初、黄寿芝、张雪庚等人加盟，都是上海古玩界响当当的人物。

北京办事处由藏书家蒋汝藻主持，后换成叶叔重、张雪庚等。我国首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被誉为当代玉器鉴定第一人的张永昌先生，年少时就曾拜师于叶叔重，学习瓷器、铜器、玉器等古玩鉴赏业务，他回忆道：

北京公司第一进院主要是接待一般的客人，第二进院是会计室及员工住处，并兼有较讲究的会客厅，第三进院则为库房。北京公司并不做买卖，只是负责在北京收购文物，并将其运到上海。

北京和上海两个分公司的负责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古董商，他们交际广阔，与国内外的收藏家、古董商、学者多有往来。如鲁迅早年在北京时，就曾数到访前门外的“来远京号”，与蒋汝藻关系密切。王国维也曾请來远公司为儿子在海关的工作作保。

二、搜罗皇家贵族珍藏

从1911年清政府覆灭，再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动荡，大量皇室珍宝流入民间。1912年，“恭亲王”溥伟将王府中除字画外的所有文物，以仅仅34块大洋的价格一次性卖给了山中商会。而那些没有卖给日本人的字画，很多落入卢芹斋之手。例如南宋画家马和之的《松岩觅句图轴》、元代画家钱选的《观鹅图》等。

元代画家钱选《王羲之观鹅图》

三、搜罗收藏大家的珍藏

从收藏家手中直接购买，是来远公司最重要的获取文物渠道之一。

张珩，出身于南浔张家“南号”的著名书画鉴定家。其父早逝，张珩一直随祖父张石铭生活。张石铭最好收藏古籍与金石碑刻，是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和赞助人。张珩在祖父的影响下，从小耳濡目染，过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又因其家底丰厚，购买时往往不计价格，所藏书画不仅闻名上海，更是声动京华。但令人心痛的是，张珩的书画收藏几乎全部流散，而且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卢芹斋卖到海外，令郑振铎发出“沧江虹散”之叹。其中包括了唐代画家周昉的《婴戏图》等重要文物。

唐代画家周昉《婴戏图》

四、盗墓者的重要销售渠道

民国时期，海外强劲的古董市场和政府的松散管理，导致中国大陆盗掘横行。以来远公司为代表的“洋庄”，则是盗墓分子销赃的主要渠道。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卢芹斋主持的“昭陵二骏”的盗卖。虽然国民政府连接出台了控制古董出口的禁令，但丝毫没有影响到拥有强大政治靠山的卢芹斋，反而成了他鼓吹得来不易、提高文物价格的筹码。当时来远公司的往来信件和电报，经常使用密语暗电，如在1914年6月20日一封信中，特别提醒：

“……倘有此等事，勿用西密，请改用吉密或明码上好。”

可见卢芹斋和来远公司的嚣张气焰。

五、文物掮客的贩卖

中国是收藏大国，历朝历代不乏以经营古董为生的掮客。特别在二十世纪初，古董掮客分布在全国各地，将收集到的藏品运到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古玩集聚地。

卢芹斋的北京、上海分公司，天天举办流水席，为各地来的古董掮客提供免费食宿，以此获取各地出土文物的最新消息，抢先获得高质量古董的购买权，可见其深谙中国古玩经营之道。据卢芹斋的后人回忆，来远公司财大气粗，经常能给出比其他竞争者高出许多的价格。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将国宝贩卖到外国所带来的巨大利润。

六、来远公司的职业寻宝人

来远公司有一群专门下乡收货的职业寻宝人，卢芹斋在《北宋壁画》图录前言中写道：

1923 年，……一个专门下乡淘宝的员工告诉我，在河南与山西交界处一个破旧寺庙中，有一些壁画，我们有机会能够得到……

在《中国古玉展》图录中，卢芹斋也提到了公司下乡淘宝者的重大贡献。

当然，卢芹斋公司的国内购买渠道不仅限于上述几种。这些渠道互相交错，构成了精细的文物收购网络，从而将源源不断的藏品贩卖至海外。而海外销售文物所获得的暴利，又使卢芹斋在国内收购文物时更加财大气粗。如此循环往复，将卢芹斋推向了中国文物走私大佬的位置。

不得不承认，卢芹斋于经商一道有着卓越的天赋。他将中国文物以西方的推广销售方式，推介给当地市场，从而获得了前人无法匹敌的销售成就。

一、出版图录

二十世纪初，古董界开始流行出版销售图录，卢芹斋自然也不例外。仅1915年至1957年，卢芹斋邀请艺术学者编撰的图录就有 34 本，包括了中国瓷器、玉器、书画、青铜、石雕等各个门类，几乎是每年一本。这些图录印刷精美，编排得宜，且大多由国际顶级学者执笔，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每一本图录扉页的正中央，都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繁体“卢”字，这既是卢芹斋的姓，也是公司的商标。

《中国古代玉器展》图录扉页

不仅如此，卢芹斋还积极为学者提供自己的藏品以供研究，并不遗余力的在其他方面给予帮助。如《欧美重要私人珍藏远东艺术陶瓷》、《中国玉器三千年》等重要专著，都包含了卢芹斋的藏品。而这一切，都对卢芹斋的古董销售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卢芹斋来远公司出版图录门类比例表

二、举办展览

工业文明兴起之后，欧美国家非常流行举办博览会，以展示各国的经济、文化、技术成果，并借此开展贸易。在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万国博览会上，作为通运公司代表的卢芹斋不仅担任了中国评奖委员、茶叶类副议长，而且获得了清政府颁发的荣誉奖。尝到了甜头的卢芹斋开始在其后的经营生涯中，不断以展会形式推介自己的商品。《艺术新闻》在1931年 1月7日头版高度评价了卢芹斋的展览：

“囊括了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从新石器时代的陶罐，到17世纪的漆器屏风。他精选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让美国的收藏家和学生们对人类文明的灿烂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934 年卢浮宫举办“中国青铜器展”，卢芹斋积极参展，并偶遇故宫博物院派来的傅振伦等学者。傅振伦在日记中回忆道：

“苏州古玩商卢芹斋，也在伦敦参加文物展，以推广销路，并恬不知耻地向我说明经他盗卖给外人展品的原来价钱。如高 45.5 厘米的商代双羊大铜尊，以4000英镑售于尤莫佛蒲拉公司……”

三、报纸广告

二十世纪上半叶，最佳信息传播工具就是报纸。当时关于亚洲艺术的报纸主要有《艺术新闻》、《纽约时报》、《帕纳索斯》、《东方艺术》等。卢芹斋明白，这些重量级专业艺术期刊上的文章，都将转化为可观的经济价值。因此，卢芹斋的每一次展览销售，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新闻媒体报道。

1924年12月5日，卢芹斋举办“卢芹斋公司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展”，12月13日他即在《艺术新闻》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宣告商代青铜鹰形尊由美国驻瑞典大使罗伯特·布利斯先生购买。

“外交官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 ”新闻版面

四、捐赠

卢芹斋经常向博物馆捐赠藏品，显得非常大方。因为此种行为本身就是绝佳的广告，目的仍然是为了带来更多的销售。

1916年，卢芹斋赠送给波士顿美术馆一件站立罗汉像，捐赠的附加条件是，需要在站台上摆放一个大型的、永久可见的标签：“纽约來远公司卢芹斋赠”。1935年，卢芹斋将一件约 6 米高、二十吨重的隋代阿弥陀佛像赠送给大英博物馆，条件是需要明确的介绍词：“提供者：卢芹斋公司”。

大英博物馆藏隋代阿弥陀佛像

1947 年，著名考古学家应陈梦家，在美国耗费一年时间，写下了《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一书。卢芹斋在陈梦家的整个调查过程中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帮助。也许是受到了陈梦家的触动，卢芹斋最终同意了这位学者的请求，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战国青铜重器“令狐君嗣子壶”。这是罪孽深重的卢芹斋为数不多的一次自我粉饰；是卢芹斋内心矛盾纠葛的体现；也是卢芹斋捐赠给国内博物馆的唯一一件藏品。

令狐君嗣子壶

2012年，纽约苏富比“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专场中，一件卢芹斋旧藏的东周青铜蟠虺纹壶（即“陈侯壶”），以153.85万美元成交，位列青铜器类拍品价格之首。中国艺术品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是如何为为欧美收藏家所接受，并逐渐与西方重要收藏品价格并驾齐驱的？不能否认卢芹斋这样的商人，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东周青铜蟠虺纹壶

于是有人说，卢芹斋启蒙了西方对中国艺术品的认识和欣赏。中国艺术品在西方各个博物馆中，就像是一位位无声的宣传大使，传播着璀璨的中国文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新旧政府的多条禁令之下，卢芹斋持续不断的走私了大量珍贵文物，其本质目的是赤裸裸的功利行为，与保护文物无半点关系。

卢芹斋死前，虽然承认自己造成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流散，但仍然为自己辩解道：

“我的确非常羞愧，因为我是这些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但是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文物没有一件不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与其他买家竞争购买得到的……”

也许，卢芹斋在死前，内心是愧疚的。但是倔强的虚荣心，依然让他死咬着最后一点可怜的遮羞布。“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卢芹斋的所作所为，让他与吴梅村一样，难免被后人唾骂的结局。

卢芹斋的一生，是中国近代文物外流的缩影。他在最严峻的时代，脚跨大洋两岸，将数量巨大的中国文物运出了祖国。他割裂了中华文化的传承，给中国文化遗产、中国考古研究、中国文物鉴定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国的不幸。

《清末至民国文物外流之原因分析——以上海古玩市场为观察中心》

《古画留真——美国中国绘画接受史中一段隐没的历史》

《伦敦中国艺展始末》

《拍卖图录引出的故事——卢芹斋与來远公司》

《关于昭陵六骏被盗真相的几个问题》

《卢芹斋文选》

《海外中国青铜器图录》

《中国拍卖古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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