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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应是两个不同的古族，即夏族和华族融合而成的。

“夏”即为夏后氏之“夏”；“华”则由海岱民族的华胥氏和女华等称谓演化而来的。

这些结论不仅得到了考古学文化谱系特征的印证，而且也得到了相关文献记载的支持。

事实上，华夏族团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演进，经历了一个复杂漫长的，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是远古中国各大部族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

1、考古文化中的华夏定义

学者徐旭生关于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部族集团的研究成果问世以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但是随着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时代局限性逐步显露出来。

诸如其过于相信“传统史学”的某些说法，将炎黄视为同族，把司马迁所列炎黄后裔，颛项、帝喾、帝尧、共工、帝舜、大禹、周弃、商契等统统归入华夏集团；以驩兜氏、祝融氏、梼杌氏、三苗氏为苗蛮集团，并采信当代苗族的神话传说，将伏羲、女娲也归入苗蛮系统；而将太皞、少皞、蚩尤、九黎氏、皋陶氏伯益氏、有穷氏称为东夷。

从文献记载的角度说，华夏、东夷和苗蛮的称谓是比较晚出的说法，其构成的具体部族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如同不能将美国的英裔西班牙裔看作土著美国人，不能把东南沿海一带“客家人”看成土著“南方人”一样。

夏后氏虽然在中原立国，却不能因此而论定其为中原土著。

《史记·五帝本纪》所谓：

“乃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灌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就是最好的注脚。

譬如，“夏”就是夏禹出仕以后才出现的称谓，“诸夏”则是禹后分封的结果。

构成华夏族团的具体部族则分别来自洛颍、河原、海岱、江汉等不同族系。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上讲，“夏”是大禹治水成功被封为“夏伯”之后才有的称谓，而“伯禹”所代表的夏后氏，仅是酋邦联盟的与盟者之一，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尧舜共治”的陶唐氏和有虞氏。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武成》篇：

“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所述虽为周初事迹，但因其成书时代较晚，还不能据此确定周初就有“华夏”的提法。

其他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表明“夷夏”的概念似乎是在春秋时期才得以流行的。

早期文献中的“夷”往往写作后嗣之“裔”，如：

《左传·文公十八年》：舜流四凶族“投诸四裔”，《昭公九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均是。在早期文献中，“裔”与“嗣”的概念基本相同，是标示宗族血缘关系的基本用语。《左传》之言“四裔”，其本意应该是指将所谓的“四凶”交给“四方”古族的“后人”来管理，使其远离权力中心，不得干预“朝政”，基本没有“贬斥”的含义。《定公十年》“裔”、“夷”通用则说明，此时的“夷”、“裔”概念可以互换，已经具备了“非我族类”的含义。

具体地说，这一转化过程大致应始于夏启与伯益、后羿与太康、仲康帝相的权力之争。伯益、后羿本为同宗之族，在尧舜时期已成为河洛族团的重要成员。

但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争夺战中，伯益、后羿都是失败的一方，其余部被迫回迁海岱地区祖居之地，而有穷氏的先祖又有“夷羿”之称，由此形成“夷夏交争”的概念。此后祖居东方的海岱遗民便被冠以“东夷”的“蔑称”。

概言之，“华夏”的称谓，应是夏王朝建立之后，各原初民族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新兴民族集团。因此，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民族集团的划分，并不适用于虞舜及其以前的时代。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因其时代定位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故而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蒙文通关于“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的概念，借用了古代的地理名词，而没有使用晚出的部族称谓，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有异曲同工之趣，因而更接近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揭示的区系类型体系。

这里我们不妨采用蒙文通所给出的概念，讨论远古时期各有关部族发展、迁徙和互动关系。

蒙文通把 “肇有十二州”和“禹贡九州”的范围界定为“远古中国”，进而将区内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河原、洛颍、桑卫、海岱、江淮和江汉等六大“原初民族文化区”。为形象地表述不同考古文化的文化特征和谱系关系，更好地追踪各相关部族的发展、迁徙、融合轨迹。

现根据不同考古学文化炊煮器的组合关系，将六大“原初民族文化区”物质文化的典型特征概括如下：

将以陶鼎、陶鬶（guī）为主要炊煮器的海岱史前文化名之为“鼎鬶文化”；

将以陶灶、陶釜为主要炊煮器的河原史前文化名之为“灶釜文化”；

将江淮、桑卫地区与“鼎鬶文化”关系密切，较早地使用鼎、鬶为炊煮器的考古学文化名之为“鼎鬻文化系”；

将江汉地区受“鼎鬶文化”影响，长时期较多地使用鼎、鬹等为炊煮器的考古学文化名之为“鼎鬶文化关联系”；

将河原、洛颍地区受“鼎鬶文化”和“灶釜文化”共同影响而形成的以斝（jiǎ）、鬲为主要炊具的各类考古学文化名之为“斝鬲文化系”。

2、华与夏字的含义猜测

远古六大民族“中原逐鹿”的结果，导致了“斝鬲文化系”，即河洛民族的形成，同时也为虞、夏、商、周四代王朝定鼎中原奠定了丰厚的文化、物质基础。

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远古六大民族文化的汇集、撞击中，催生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

这是一种以鼎、罐、斝、鬲、甑等为炊煮具；以深腹盆、瓦足盘、豆、簋、小口高领罐、瓮、缸作食器和盛器；以鬹、觚、爵、角、盉等为酒水器的考古学文化。

标志着一个以海岱民族入主中原之一部为基干，融汇河洛民族之大部，江汉民族之一部，兼而吸收周边其他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新兴族团——华夏族团的诞生。

夏后氏王朝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夏文化的物质表象，二里头文化集中分布在以洛颍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此外，信阳三里店、湖北黄陂盘龙城、陕西华县元君庙、河北磁县下七垣、山西夏县东下冯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遗存，分布范围遍及远古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基本反映了夏后氏族系的历史存在状态。其物质文化面貌显示出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情状。

而海岱鼎鬹文化作为夏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在“华夏”一词的形成中也有清楚的线索可寻。

“华夏”作为一个复合名词，可以分称“华”、“夏”，或“诸华”、“诸夏”。

《诗·小雅·苕之华》郑玄笺：

“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

《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诸华，中国。”《闵公元年》孔颖达疏：“华、夏，皆谓中国也。”此外又有“区夏”、“方夏”的称呼，皆与“华夏”同义。《尚书·微子之命》、《泰甲上》分别有“东夏”、“西邑夏”之说。

依语词的形成规律而言，“华夏”之族或源自两个部族的融合，或为同一部族不同时期称谓的整合。

“夏”为新近崛起的夏后氏之夏，华字则有不同的解释。

近世学者则从地域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和诠释，认为远古中国东部地区的居民为“华”，西部地区的居民为“夏”，融合成同一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后便是“华夏”。

章太炎以炎帝始居西方为据说“诸华”起于西岳华山，他们在东迁后仍称“华族”，所以“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

徐旭生则把炎黄两族整合为“华夏集团”。李平心、程德祺认为“华夏”之名当由传说的伏羲之母“华胥”而来。

不过。程氏又把华胥氏“迁到”了太湖流域。

苏秉琦认为，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在华山附近，“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

许顺湛阐发说，“华族”以“花”作为族名，是由于他们崇拜花卉，以花为图腾祖先”。还有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

张福祥认为，上古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华族”。引证《墨子·非命下》、《韩非子·显学》、《礼记表记》等有关“虞夏”和“商周”对举的表述，说“虞夏”本为时代之称，前后传承，因而也含有地域、民族、文化的意味，所以“华夏”与“虞夏”应该可以互换。

在上古一些方言中，“虞”、“华”二字的声韵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虞”字在古可读为“华”是绝无问题的。推断“华夏”一词不过是“虞夏”的转写。

3、华胥与虞夏

就目前文献和考古证据以为“华胥说”和“虞夏说”较为可取。

检索早期文献，“华”字的出处大致有四：

(1)华阳，《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

(2)畴华，《淮南子·本经》：“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

(3)女华，《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

(4)华胥氏，《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含神雾》：

“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帝王世纪》：“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称太皞”。

《水经注·若水注》引《淮南子·地形训》：

“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华，其光照下地”，今本《淮南子·地形训》为“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在这里，“十华”与“十日”、“其光”与“其华”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

据《楚辞·天问》“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可知“若华”就是《淮南子》若木枝梢上的“十日”、“十华”，意思是说：“羲和尚未启程，若木枝梢上的太阳为何发光？”

诚如是，则“华”之本意应为“明亮”、“光华”，引申为光芒万丈的“太阳”。而“华”即应为“华族”。

就考古学文化所揭示的情况而言，梁州的“华阳”地处河原文化的偏远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缺乏明显的关联，故而不大可能成为“华夏”一词的真正来源。

“畴华”的“凿齿”通常被视为由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习俗”衍生的神话传说；“女华”之子大费（即伯益）源出于少皞，“华胥氏”所生太皞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均为海岱崇日民族的著名代表人物。

而“生十日”的“羲和”则为太皞（帝俊）之妻。唐兰以“昊”像正面人形而头上是太阳，说“古代把天叫做昊天，是以太阳为主的。那么，太昊、少昊之所以称昊，是代表太阳神”。

从古史传说的角度，清楚地表明了“华族”的地域渊源。

古籍中的“华夏”与“虞夏”两词在概念上的互换，则进一步表明“华、夏”与“虞、夷”之族的同源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金文“夏”字的形体结构，如《题文》、《仲夏父鬲》、《伯夏父画》等也作立人头顶太阳的图形或手擎太阳的图形，显示夏后氏也是崇日民族的后裔，与二里头文化大比例的鼎鬶文化因素正相吻合。

“华”的本意为草木繁盛之状，太暤位居东方，主春，故而得以“华族”为称。

4、华夏融合的进程

总之，华夏集团的主导成分来自海岱民族，其在早期的主要成员包括夏后氏王朝的大部分属国“诸夏”，以及以商契、周弃为代表的商周之族。大汶口文化西渐至秦岭脚下，海岱龙山文化的影响遍及整个中原地区，以及二里头文化大比例的鼎鬶文化因素都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论。

至此，徐旭生笔下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才正式形成。至迟到两周时期，东夷和苗蛮族团之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团；也因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和高度集中，其余部已显露出衰落的迹象。

通常认为，华夏民族是以炎黄部族为核心，不断吸收、融合周边的先进文化在中原地区首先形成的。

现代考古学显示，远古中国的六大主要民族，乃至偏远地区的其他民族，基本上是齐头并进、同时形成的。河原、海岱率先进入中原地区，随着江汉集团的加入，其各自进入中原的一部，与当地的洛颍、桑卫及周边其他民族一道，经过上千年的融合，形成了河洛民族。

作为中华民族的主干、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民族，则是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和存续而形成的，并在商周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壮大。

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集团的全部、苗蛮集团的大部已完全融入华夏民族，此后的夷蛮戎狄乃是由河洛、东夷集团之全部、苗蛮集团之大部所构成的华夏民族，对更为偏远的周边民族的一种蔑称，在相当多的场合中，则是作为一种地域概念而出现的，用于泛指“上古中国”以外的地区和人民。

可见，三代以后的东夷和苗蛮，已丧失了其远古部族集团的全部或大部分内涵。

远古三大部族集团的衍化融合过程，进一步显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特征。

在远古六大主要民族中，海岱、江准、桑卫、洛颍民族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就建立起极为密切的文化交往；江淮、海岱民族与江汉民族文化交流在距今5000年以前已经显现；河原民族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与洛颍、桑卫和海岱、江汉民族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

另一方面，六大远古民族在进行“远古中国”内部交流的同时，与周边其他民族，如大西北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与河原民族，桑卫民族与东北地区的辽源民族（西辽河流域的同期文化），江汉民族与岭南、巴蜀地区的原始文化等，都发生过长期的交流融合，都有融入华夏民族的部分；华夏民族也有部分外迁而融入周边民族，由此构成了远古中国各民族复杂的文化、族源关系。

“万邦系于炎黄”的古史体系、中华各族均以“炎黄子孙”自居，就是这种历史现象的生动写照。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的角度，再一次认证了古史传说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因此，古史传说中混乱的世系、错综复杂的族源构成，恐怕很难全部视为传统史观系统化整理的结果。除“千古一系”的世系外，大部分应是远古各部族相互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远古民族格局经过长期衍化的结果。

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有如江河汇海，是由东亚两河流域原住民不断积聚、融合、发展而成的。文化上的区域多元性和相邻部族文化间的双向互动，始终贯串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的整个发展过程。

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东亚大陆两河（黄河、长江）临海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则是远古中国和中华远古文明得以发展、演进的中心舞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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