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投资股票(2016年投资什么)

股市2017：反省与展望

股市非政策说救就能救起，因为3000—4000点已成央企及国家队套牢的雷区，国家队势必在维稳与解套的天平上左平右衡，或将让股市呈现反复震荡、胶着的拉锯行情。

“股灾”总账并未清算

作为后危机时期的底部之年，2016年经济艰辛已被注定。在决定“国运”的五种力量中，五个市场经济暂未得到广泛接纳，老经济仍在下坠触底，新经济尚在萌芽待发，互联网气势汹汹、肆意妄为，而国家出台的各种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经济增长帮助不大，金融成为能够主动“玩”出花样，引领经济破局的唯一领域。

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深，这是对喜迎股市新年新气象的股民心情的贴切描述。2016年股市的数日表现，无疑是一场场极端的“冰桶挑战”，将股民们浇得透心凉。交易首日（1月4日），历时三年细致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而出台的熔断机制“首秀”圆满成功，两次熔断，全天交易3小时，“为了纪念这一天，股民称之为‘头七’”；1月7日，熔断机制再次发力，仅用29分钟（包括暂停交易的15分钟）便结束全天战斗。此时吐槽熔断机制的段子满天飞，“上联：十年一梦上浮零，下联：一朝醒来哥输清，横批：熔断削光！”“割韭菜都鸟枪换炮，升级为联合收割机！”……在难以成眠的深夜，证监会“果断”暂停运行仅4天的股市熔断机制，然而，没有熔断机制的股市仍然暴跌，千股跌停景象接连重现，沪指竟然进入“2”时代（1月13日收于2949.60点），原来“婴儿底”下还有“胎儿底”，两市灰飞烟灭近8万亿元，股民只好“含泪询问股市扶贫办电话”，看自己是否符合“灾民”标准。由此来看，熔断机制并非股市暴跌的根本原因，不过是一只“替罪羊”而已。

把股市暴跌原因归结到人民币汇率连贬，境外敌对势力，万亿解禁大潮等，都是在制造“假想敌”，寻找借口。实际上，目前股市尚无牛市基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关方面并未清算真正“股灾”总账，没有深入自我反思，一不留神“股灾”的底色就显露出来，以致开门惨绿。如果真有供需两端，那就是股民与管理两端，现在问题的主要方面是“管理侧”。其一，面对结构调整导致GDP下行的客观现实，依然幻想用人造牛市与此对冲，但硬撑起来的所谓“牛市”不过是一张“牛皮纸”，一戳就破，更经不起风雨洗礼。明知后危机时代经济下行，却又害怕“打回原形”；嘴上讲着淡化GDP，心里却还划着条条线线；既想要里子，还想要面子，内心如此纠结只能让行为更加紊乱。

其二，在股市运行机制远未到位、监管系统仍具有制度性腐败前提下，大力度持续“综合配套”出台一系列政策，其结果被坑了、被利用了、被腐败了。就拿熔断机制而言，这么一政策出台，证监会在之前3年内有无预见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有无对中国近30年股市的历史数据做过分析，触发熔断机制的一级阈值（5%）和二级阈值（7%）曾出现过几次，出现的概率是多少，“广泛征求的意见”是否来自一线，是否客观、真实？再如2015年中的“救市”，各种舆论造势，争取各大部委支持，好不容易“国家队”进场却通道失火，中信等证券公司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利益输送，救火的国家队反而“半路遭劫”。

其三，资本证券上的两个原教旨才是思想根子上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以为掌握了华尔街的精髓，中国股市当下的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二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以为股市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如力推熔断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不相信市场，把股民当“阿斗”。两大原教旨自身的纠缠、冲突尚未解决，便仓促出击，以致政策在市场极端与行政极端来回“蹦极”。

其四，中国股市存在流动分置的历史性硬伤，直接彰显了股市的劣根性，然而，非但不去触动反倒还有扩大之势（国企改革整体上市）。股权分置就是国企成为股市主角过程中出现的，既要“圈钱”解决国企的“脱贫解困”，又要确保国有经济的地位及国有资产不流失，创造性地搞出的一个“折中法”——拿出一部分股份上市交易，结果加剧了中国股市的复杂度，造成公正、公平的缺失。但当下地方国资委想的、干的、谋划的都是推动国企整体上市，从各地相继发布“十三五”规划建议看，有11个省份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国企整体上市。事实上，在流动性分置的情况下，整体上市的本质就是圈钱，一方面侵害二级市场流通股股东利益，另一方面给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制造更多麻烦。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管理层一路抓人，推出注册制、熔断机制等都是治标不治本。

救市动机不纯，手段恶劣，尤其是问责全无人。尽管2015年，金融反腐浪潮中，证监会多名官员落马，其中不乏证监会主席的助手、副手、重要下属，如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量、发行部原处长李志玲等，市场上则有中信为代表的国家队人员和徐翔为代表的私募力量被司法机关带走。但“股灾”对民心的伤害，已经严重折损了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反腐带来的社会收益与经济收益。从《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公布的数据看，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正风肃纪、反腐惩贪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5亿元，相比2016年1月4日股市蒸发逾4.24万亿市值，1月7日蒸发逾3.8万亿市值，简直不具有可比性。而针对“股灾”的任一算账，都能带来相应行情。根据笔者判断，人事变局将是金融逆转前奏，成立金融事务局，协调“一行三会”与地方金融办，以及易纲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被免去，可见端倪已现。因此，依然重申维持股市第二台阶判断不变，在实际操作中，不要碰“阴谋”——只能带来百点计的行情，而是要抓住政策不稳、混乱，忽左忽右带来的以千点计的行情，历史事实也证明真正赚大钱的都是利用制度差异、游戏规则的人。

股市“魂归故里”

政策已经启动，行情正在酝酿。继中央汇金和证金公司之后，外汇管理局下属子公司梧桐树投资平台，携旗下的凤山投资与坤藤投资“抄底”A股，拥有市值达271亿元。2016年5月1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实施，“国家队”主力之一社保基金终于有法可依，6000亿元基本养老金入市指日可待，来自日本的经验表明，退休基金投资日股比重提高后，日经指数在一年内的波段涨幅高达44%。管理层连续多日对债转股频繁表态和力挺，有消息称，正式的债转股实施方案最快或于4月份正式推出，预计中国将在3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化解1万亿元左右规模的银行潜在不良资产。而A股也不负众望，在数次多空拉锯之后，站在了3000点上。清明节后的首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上涨1.45%，创业板指大涨3.36%，创出2016年1月14日以来的新高。于是乎，“不相信眼泪”的股民再次蠢蠢欲动，期待新一轮牛市的到来；“书生意气”的专家们又开始侃侃而谈，如“钻石底、地球顶、婴儿底之父”“唯一创造者、缔造者、维护者、坚持者”——李大霄“申请给婴儿底平反”。股民、机构、专家以及有关部门在上涨行情面前，似乎不约而同地患上了“健忘症”，全然忘却了2015年中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股灾”。

事实上，忘却只是暂时回避了现实，反省才是为了更好地前行。然而，即便有对“股灾”的反思也还停留在外围打圈圈。除中国股市“圈钱市”、“政策市”、IPO等老生常谈的痼疾之外，还增加了新原因。如把场外配资等高杠杆认为是“股灾”的罪魁祸首，3月份博鳌论坛中唯一一场正面探讨“股灾”的对话，也把主题定为“闯祸的杠杆”，在此不做赘述。还有把“四天四次熔断”的熔断机制作为2016年初股市暴跌的原因所在，因其引起巨大恐慌，抛单砸盘。也有认为“悬在头顶上”的注册制，其将加速A股“撑死”，引发的后果比“股灾”更严重。更有指责散户不成熟，把散户当作A股市场不成熟的“替罪羊”，其实是机构散户化，同样热衷于“炒短”及炒作题材概念。还有归咎政策不稳定，如战略新兴板的“出尔反尔”、注册制的“无限期延期”，以及从“一人一户”的限制，到允许每人最多开20个股票账户。“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诸如此类的原因分析虽然不错，但还流于表面，没有切中要害，如果对“股灾”反省不到位，2016年的股市行情也好不到哪里去，也走不远，毕竟2016年的股市行情建立在2015年基础之上。

笔者认为，“三个过度”与“两个原教旨”才是“股灾”的根本原因。三个过度，即伪市场化过度、炒作过度、行政化过度。一、伪市场化过度一个重要表现是没有严格的退市制度，只进不出，如同一个“只吃不拉”的貔貅（传说中的瑞兽，有嘴无肛，能吞万物而不泄）。自2001年启动退市制度以来，15年间沪深两市迄今共有75家上市公司退市，其中，绩差公司因连续亏损而退市的有49家，其余公司的退市则是因为被吸收合并，相比现在超过2800家上市公司数量，仅占比2.6%，而美国纳斯达克每年大约8%的上市公司退市，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率为6%，英国AIM的退市率更高，大约为12%。另一典型表现即是信息披露缺失，轻描淡写，以致信息严重不对称。以阿里巴巴招股书为例，招股书共有400多页，而风险披露部分就有43页，占了近10%的篇幅，包括业务风险、公司治理风险、中国政策风险及发行风险等几大部分；再以苹果公司2014年年报为例，该年报共90页，但风险因素部分就占了10页。相比万科股份2013年年报，200多页中竟然没有一页提及公司存在的风险，中美股市公开、透明程度差别可窥一斑。

二、行政化过度的表现更令人瞠目结舌，直接导致股市严重缺失公正性、公平性。一方面，IPO虽然从审批制演变为核准制，但“审批”的本质没有变，证监会异化成“证审会”，根据“需要”收紧、暂停或开闸；另一方面，政企不分，上市公司高管在央行系统内进行调配，一行三会管控着金融，而公司又有拉高出货的动机和目的，政策调整时，就坐在后台上倾听，正所谓“春江水暖，肥鸭先知”。正是由于伪市场化与行政化过度，很多事情不是升斗股民能够按常理、规律分析、判断的，也不是一介股民所能掌控、把握的，故而催生了市场炒作过度，体现出中国股票市场独特的高度投机色彩——大家秉持着炒一把就跑的心理，盯着政策指挥棒，热衷于投机而非投资，短期操作，快进快出，在高峰与峡谷中博差价。与此同时，两个原教旨，即市场原教旨与行政原教旨也博弈、纠缠。市场原教旨往往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为典范，行政原教旨则把政策、调控当作终极手段，两者杂交出来的行情往往是在两个极端蹦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股市魂飞魄散，没有收敛的地方。

显然，当下急需找回证券市场的灵魂——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股市首先追溯本源，“魂归故里”。具体表现为：其一，“魂归故里”的正解是要素优化配置。证券市场原本就是要素优化配置的场所，也是价值发现的场所，偏离或背离了这一本源必然将走偏，把股市异化为炒差价的地方。其二，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市场与政府进行勾兑。其三，对市场充满敬畏，而不是不屑一顾，一如主流媒体的屡次唱多。当然，“魂归故里”另解是“穿新鞋走老路”“旧瓶装新酒”，就看有关方面如何选择。

如前所述，2016年的股市行情是建立在2015年基础之上，对股市进行反省不到位，运作机制不到位，其结果将是短期见好，长期堪忧。但意识到并不代表深刻理解，理解也未必能做到，因此，在本轮由熊构成牛市的第二台阶，2016年的股市或表现为维稳运行，震荡行情。具体而言，一是股市客观上需要进入轮耕休养生息阶段，此前的各种过度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平复。如注册制必须搞，但不会单兵突进，原因在于注册制需要相应地配套制度，如严格的退市制度。二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新证监会主席或希望行情是控制的、收敛的，但有关方面和股民对股市期望太高，把股市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场；尤其是金融资本不答应、不愿意，资本要折腾，拉大离散度，博取差价。三是行情由对角线构成，即经济状况、改革态势、产业发展、资金量、市场意愿等各条边形成合力。

3000到4000点的雷区

2016年A股一月重挫25.4%（最高3538点暴跌到2638点）后就一蹶不振，迄今数次试图站稳3000千点却都无功而返，9月26日沪指暴跌近2%再度失守，即便站上3000点也力不从心，不单人气低迷，两市合计日均成交量仅为之前活跃日均量能的一半，而且沪指振幅连续收窄，创14年新低，已显现千股横盘的“葛优瘫”之势。然而，股市之冷却丝毫耐不住政策之热、争吵之盛。这边，“深港通”刚给点阳光，市场喊出“港股都涨了15%，A股的春天还远吗？”，外媒积极看好中国股市，就连大空头高盛都给出“增持”；未料那厢，“IPO扶贫”引得复旦专家死磕证监会，“592个贫困县IPO免除排队，中国股市还有盼头吗？”，甚至出现“民告官”都涉及国家队救市文件。可政策再忙、吵得再凶，股市依然徘徊在3000点。那么为何政策如此嚣张，股市就是如此不温不火呢？

首先，政策之所以频繁出击，一是，政策重心已从对股灾“算账”转向高压监管的常态化，当下集中于围堵IPO造假、违规违法调查等，可从欣泰电气欺诈上市被强制退市到慧球科技违规屡教不改看，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而这源于“清算”的不彻底，违规成本太低，退市“花拳绣腿”，中国5年来才只有8家企业退市，比例不足千分之三，相比美国纳斯达克年均8%相差甚远。二是，救市正从单枪匹马集中火力转向了分散引入资金、为股市补血。比如推动养老金、社保基金入市，市场预计单养老金就将为股市带来6000亿元资金。遑论险资炒股肆无忌惮，前7月险资新入市约1600亿元，持有证券基金市值超1.7万亿元。媒体更是披露，国家外管局独资的“梧桐树”平台一季度进入23家沪市主板公司10大流通股行列（持股58.14亿股），持仓市值超428亿元（以4月29日股价计算），或是继证金、汇金后又一个“国家队”。证监会甚至推出深港通以求引爆行情，但从沪港通的经验看，深港通引入增量资金有限，仅在750亿—1500亿左右，约占深成指流通市值8.5万亿的0.9%—1.8%，可谓杯水车薪。更何况，当下沪港通最新余额1450亿，仅用了总额度的51.7%，成交金额1.47万亿，占比0.58%。沪港通玩了两年，仍跳不出被边缘化的魔掌，深港通如法炮制，自然也极有可能重蹈覆辙。

毕竟，股市政策的劣根性并未彻底改变。因为深港通丝毫未改变A股基因，打着互联互通资本开放的旗子，殊不知影子银行、热钱早已暗藏进入内地，也只是从暗到明增加一个渠道、外带借个舞台唱戏罢了。更令政策“原形毕露”的是，资本市场竟然干起了国家扶贫的活，这与当初建立A股“为国企脱困”异曲同工。虽说监管层出此政策是为平衡地区间资本流动，但对贫困地区IPO适用“即报即审、审过即发”违背三公原则不说，还将让贫困县不愿“脱贫”，引发当地壳资源炒作，进一步扭曲资源分配。更何况，扶贫本就不是资本市场的事，即便扶得了一时也扶不了一世。当初亏损的钢企扎堆上市，尚且让IPO募资打了水漂，以致当下只能靠重组兼并去产能。到如今，谁都把股市当提款机，向股市抽血变本加厉。相比2015年暴跌IPO一度暂停，2016年上半年从严审批只上市61个股票，筹资近300亿元，但新股发行已现加码，截至9月8日正常审核排队的IPO企业783家，101家通过发审会。不单大量IPO等着入市圈走真金白银，违规减持也蔚然成风。Wind数据统计，9月13个交易日竟有180家上市公司389次重要股东减持，累计套现近151.26亿元。为此，政策严打，两月调查774宗证券“异常交易”，深交所更激进地遏制石墨烯等投机炒作，以致题材行情“昙花一现”，龙头板块天天换，却天天上演套人游戏。即便证监会做出澄清，一则保监会制定新规要让6000亿险资分批推出的传言仍让市场就地趴下。可见，政策本义给点概念拉起牛市，可当初国家牛市尚且在2015年股灾中“现出原形”，市场早已看穿这一伎俩，又岂会心甘情愿任人宰割？

尽管证监会一再强调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会退出，维持稳定职能，一般不入市操作，但据wind资讯统计，国家队所持股票占比从2015年底的11.9%降至2016年6月7.3%，市值减少3450亿元，至2.76万亿元，降幅11.5%。剔除救市前存量部分，国家队季度新增市值从2015年三季度的1.07万亿元回落至0.91亿元、0.95亿和0.98亿元，持股也从2015年最高1399家到2016年上半年末1194家，一年内实现从205家上市企业退出。而从中报看，国家队确实在调仓换股，从高估值的中小盘股到金融、地产股，既有高抛低吸的利益使然（因为去年国家队持股中58个股票股价翻倍，表现最好的前100只个股中，中小创个股达78只，占比近8成），又有权重股的维稳需要，更有未来退出的预埋。毕竟，当初为救市，国家队不惜血本扫货，2015年10月30日账面就浮亏2132.78亿元，即便为挽救损失也进行了高抛低吸，可据机构估算，2016年5月证金持仓还整体浮亏23%（4000亿元）。加之，救市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当下套牢在股市，只能向银行不断展期，媒体报道某银行甚至在公开场合追债：“如果真的到了4800点，中证金退出了，钱应该还给我们”。这显然意味，从长远看，国家队最终获利出局是大概率。

实际上，当下市场纠结的已不是政策怎么玩，而是股市究竟让谁先走？因为国家队2015年救市集中在7月初到9月末，4000多点入场，可越救越跌，直到跌破3000点。即便央企集体响应国资委“护盘”号令以增持自救（单2015年7月就有881家上市企业增持44.08亿股，市值641亿元，其中111家央企成了增持主力）也无法力挽狂澜，因此，3000—4000点成了央企及国家队套牢的雷区。当初国家队救市，救的也只是流动性的暂时窒息，害怕连续跌停套牢大多源自银行的杠杆资金，导致银行坏账进而引发社会危机。同样地，当下政策千方百计想拉起牛头，可骨子里仍是“屁股决定脑袋”，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可市场也不是傻子，尤其当市场看穿政策动机，谁会心甘情愿“为国接盘”？一旦人民群众不买账，即便政策再折腾也泛不起一点水花。股市自然非政策说救就能救起来。因为股市一有反弹，大量在3000—4000点套牢的筹码（以国家队为主力）就可能因解套蜂拥而出，以致股市立马被打回原形（这也正是为何股市3000点上不去的原因）。国家队若此时拉高出货，无异于火上浇油式的砸盘，维稳何在？因此，国家队势必将在维稳与解套的天平上左平右衡，既要稳住人心、拉高股市，又要获利解套、悄悄出货。这就不难预料，3000—4000点这个雷区将呈现反复震荡、胶着的拉锯行情。毕竟，相比国家队救市救在半山腰，更多的投资者被深套在高岗上。因此，真要突破4000点，还得股市改革动真格。不过，一旦站稳4000点就很可能打开上升通道。但就目前看，鉴于股市政策如此顽劣，股市真改革已非部委所能小修小补。这就意味，股市在十九大前或很难如政策所愿再现“国家牛市”。

散户的“命”

中国股市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散户群。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数据显示，至2月末，沪深股市期末投资者1.016亿，其中自然人1.013亿，占比99.7%。尽管过去一年，股市跌宕起伏，散户颗粒无收：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西服进去，三点式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开着小车进去，拉着板车出来；系着领带进去，扎着草绳出来；走着进去，爬着出来……但中国股民韧性强，“抛头颅、洒热血”后依然前赴后继。为此，官方和学术界对散户也是两种声音：官方始终喊着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然而事实是大部分散户也只能是任人宰割的韭菜和肥肉。相比之下，学术界则要简单粗暴，称“我为刀俎、散户为鱼肉”“猎杀散户”。更寒心的是，十年股海血茫茫，两手空空被套狼，多少散户在本次股灾中“套牢割肉血未干”，到末了还要因“不成熟”背上“股灾罪名”。可见，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不假，但“散户歧视”更是泛滥成灾，杀人不见血。股市长征路漫漫，散户到底是被保护的对象还是利用对象？散户的命究竟在自己手里还是别人手里？

比之全球主要股市，中国股市的散户比例不是一般的高（美国10%、日本18%、中国香港25%、中国台湾48%），但如果从整个股市的演进历程看，面大量广的散户有其历史阶段性。以美国为例，早于18世纪末就诞生的股市最初也只是华尔街精英分子投机倒把、玩弄内幕的“游戏场所”，直到20世纪初，散户逐渐开始进市，并在50年代达到93%的峰值。此后伴随机构投资者雨后春笋般涌现，散户数量大减，虽然期间的科技泡沫（2001年53%）和金融泡沫（2007年53.2%）一度令散户占据半壁江山，但并不影响斜率向下趋势。可见，散户从萌芽、壮大到“被剿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走过200多年风雨的美国股市也只不过是在半个世纪前开启了“去散户化”进程，虽然，中国不可能花几百年时间来笃悠悠地重复“别人的故事”，但刚刚20多年的股市再高度压缩也需要一个缓冲的空间。特别是中国股市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一叶轻舟”，而是一艘历史包袱沉重的“巨轮”。基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优先向国资倾斜的配置场所：国有企业是VIP客户，中小板是一等舱，创业板是二等舱，新三板是普通舱……一言以蔽之，广大“船客”的成功抵航是需要有纤夫“拉船”，而这个“纤夫”的角色无疑将落在1亿多散户的头上，散户注定将充当股市成长的催化剂，这是散户的历史宿命。

显然，任何普世规律一到中国就“走样”，中国散户不仅带有世界股民的“众生相”（买跌卖涨、赌博心态、粗糙的技术分析能力和怨天尤人等），更有“中国特色”的非典性：一是，信息不对称，公告不及时，散户跟风严重。由于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善，市场形成了上市公司、机构和散户三级“食物链”：上市公司因熟悉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内幕消息站在了食物链顶端；机构投资者凭借广泛的信息搜索渠道和专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对信息源、信息数量、信息质量等各方面把握都“占尽先机”；而散户由于存在信息盲点，市场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刺激其神经，羊群效应愈演愈烈。二是，各种不规范令散户沦为“被忽悠”的对象。吴敬琏曾用“赌场论”来形容中国股市，的确，不仅仅是信息披露，上市审批、利益保障、价格机制以及监管约束等“漏洞百出”，就连政策都是“朝令夕改”，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基于此，股市变成了一个“千王”遍地的“赌场”，机构和上市公司都想“偷看别人的底牌”大捞一把，利用散户的“反身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在情理之中，“太傻太天真”的小散们也只能“哑巴吃黄连”。三是，机构投资者散户化，小散拼不过大散。众所周知，中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全球第一（约800%），但如此高换手率背后的“推手”竟然不是散户，而是异化了的机构投资者。2012年，423只基金的平均换手率为232%，机构的“杀入杀出”简直比散户还要“不定性”。当“大小散”欢聚一堂，股票只不过是投机赚钱的筹码，机构消息比散户灵，进得比散户早，跑得比散户快，蚂蚁岂能撼大象？事实上，对于散户而言，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便足矣，但仅仅就流动性问题，就国有股、职工股、法人股等各种“不同待遇”，也难怪股民纷纷抱怨“太委屈”。

不过，“三公”的股市环境需要历史有条不紊地一点点打磨才能形成，急一点、慢一点都不到“火候”，恰如从散户市向机构市转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要实现渐变到突变的剧变，尚需相应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一方面，制度建设。证券市场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税收、复杂的交易机制和管理制度、法案保护力度等使得散户直接参与股市的动机减弱。同时，由于社会上大量存在运行完善的机构投资者，散户愿意将自己的钱拿给机构投资者管理。如美国私人养老基金、证券投资基金这两股“市场化”的力量正是感化并招安散户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散户的“七秒记性”不是口头教育就可以“根治”的，而是需要特大行情中的“血泪”折腾。如美国的股民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60年代的滞涨、70年代的石油危机、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等，一次次的熊市教训令散户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此外中国台湾、日本的股市都经历过满盘疯涨、全民皆股、断崖崩盘、关灯吃面等“刻骨铭心”的折腾，散户才一步步离场的。由此可见，制度建设和特大行情是股市“去散户化”的两大触发机制，虽说中国的“非典性”决定了股市绝非简单复制西方就可以实现“去散户”化，但多元复杂的国情只能预示着中国股市的去散户化条件只多不少，至少从这两条看，目前方方面面都不足以推动这一转化。因而，99.7%的散户不是历史缺憾，更不能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加以指责，“不是不去，而是时机未到矣”。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去散户化必然要经历曲折和痛苦，“不折腾，不成佛”，而当下国家队的频繁出手，不仅没能轧平落差，熨平波动，反而加剧了行情的更大震荡。事实上，互联网时代，一个热点诞生全国炒作，一个题材破裂全民弃之，加之媒体超乎寻常的“凶狠”，股市的监管已经不是证监会的一家之事，而是“全民热恋”，散户也可以成为一股新监管力量。比如未来IPO的审核用互联网解决信息不对称，想上市的企业将满足条件的信息公开晒网上，利用广大网民“人肉搜索”的力量决定企业是否具备上市资格或者定价是否合理，这样一来，证监会才可能真正实现“监督”而不是“政审”。也就是说，广大散户不再简单地是保护对象和教育对象，而将成为推动经济和股市发展的基本力量，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民主化的改造，中国股市完全有理由在重用散户的基础上更快走向成熟化。

当然，经历过“熊在吼！牛在逃！机构在咆哮！股民在哀号！”一茬茬“割韭菜”的悲壮后，一小撮资质偏高的散户还是会有所“领悟”，未来的炒股策略也将更加“精明”：1.反身性中逆向操作。当广场大妈、买菜阿姨、马路课堂纷纷“疯狂”时，当网络爆传“闭眼买进莫较真”时，“反身性”效应来了。如果说昔日，这些散户肯定也是急吼吼地寻找“带头大哥”，今后他们将“在别人疯狂时提前恐惧”，进而悬崖勒马、见好就收。2.利用政策市的魅力和行情。基于两个原教旨的杂交，政策的不稳定、反复性和探索性几乎成为中国股市的一种“常态”。当大多数股民抱怨政策的反复无常时，这些人却能反其道而行之，炒的就是政策市带来的千点波段大行情。3.盯盘“才露尖尖角”的新经济、新产业。欧美股市发展历程已证明，真正大阳线的出现不是交易制度变革引发的，反而是产业革命爆发的果实。当下，老经济去产能，破土而出的新经济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或许有先见之明的散户早已对未来可能力推牛市大阳线的新经济“垂涎欲滴”，格外上心。

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