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投资风格(巴菲特投资特点及其利弊)

第38章 对古普塔的审判

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的早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拉贾特·古普塔抵达了珍珠街500号联邦法院的门口。古普塔从自己的黑色小汽车里钻出来，手里握着一把黑色的大伞，很显然，自从两年前高盛的总法律顾问给他打过那个电话之后，他的生活就陷入痛苦的折磨中，这一切让他的元气大伤，精气神远不如以前。在面临审判的几个月里，古普塔开始练习瑜伽。古普塔的体重降了4.5千克，使得他不得不买新衣服，但这一切都无法掩饰他所承担的压力。在古普塔的人生中，他第一次看上去有些苍老。曾经有一段时间，古普塔看上去还非常自信，非常平和，让人觉得很安心。而现在，写在古普塔脸上的只有深深的忧虑。唯一支撑古普塔的，就是洗清自己罪名的坚忍决心。

7个月前，古普塔在法庭上被公诉机关指控犯有一项证券欺诈共谋罪和五项证券欺诈罪。这些罪名跟古普塔将一些内幕消息传递给拉贾拉特南有关，他所传递的内幕消息涉及高盛集团和宝洁公司两只股票。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建议古普塔主动向法官认罪，因为跟美国政府打官司的成本太高昂，而且一旦被判有罪的话，他还要面临比正常情况更长的刑期。但古普塔从来没有考虑过向法官认罪。他强烈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而且还非常乐观，认为自己一定会赢得官司。从一开始，古普塔的辩护律师纳夫塔利斯就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证据如此缺乏的案子。现在，在熬过长达两年的政府调查之后，古普塔终于有机会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了。

新的指控

2011年10月，政府部门第一次向古普塔提起诉讼，到现在，案子越搞越大。2012年2月，政府部门又披露了一项新的指控，内容是2007年3月，古普塔竟然是从帆船集团的办公室打出的电话，参加高盛审计委员会的电话会议。在这次电话会议上，审计委员会向各位董事预告了高盛集团当年第一季度的收入情况，这些信息是准备在第二天对外公布的。在古普塔挂断电话的25分钟之后，帆船集团便买入了总价值约7 000万美元的高盛集团股票。

这项新指控看上去似乎击中了古普塔防线的内核。那个时候，古普塔的律师一直在忙于应付美国检察官关于2008年秋天古普塔参与内幕交易的指控。古普塔的律师认为这个指控不成立，因为2008年秋天的时候，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因为1 000万美元的投资损失而争论不休。但在2007年3月的时候，古普塔却在用帆船集团的电话，优哉地参加高盛集团的电话会议，而且还在会议上听到了如此机密的内幕消息。这表明，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是关系非常亲密的商业合作伙伴。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指控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早在2011年，当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讨论高盛集团董事会会议内容的录音电话公布出去后，麦肯锡及公司的合伙人便开始攻击古普塔。古普塔曾经在家里招待过的一些老朋友，甚至包括他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孩子的老朋友，都跟他断了联系。

最让人伤心的背叛是阿迪尔·扎依努尔巴依（Adil Zainulbhai），他是麦肯锡印度办事处的负责人，当他们同在芝加哥的时候，古普塔还曾经教导过他。古普塔将扎依努尔巴依的每个孩子都推荐上了芝加哥大学，因为他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校董，随后，他还帮助这些孩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找到了工作。然而，当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的电话录音公布后，扎依努尔巴依竟然迅速就给其客户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声明古普塔与公司不再有任何关系，而且早在多年前他就不是参与管理的合伙人了。麦肯锡也很快对外表示，古普塔与曾经担任过3届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一职的古普塔没有关系。他与他的继任者伊恩·戴维斯有过一次会谈，但持续时间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在会谈中，古普塔得知，麦肯锡准备取消给他的所有福利，即不再为他提供秘书服务和手机。古普塔甚至被移出了麦肯锡公司的通信录。古普塔感到彻底绝望了，他跟朋友们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为麦肯锡所付出的30年的辛苦努力，就在这样一个简短的会晤过后，全都烟消云散了。

“在那段时间里，你慢慢就会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古普塔在邮件里面这样写道。古普塔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他所有的前同事也同样有被他背叛的感觉。尽管古普塔的行为很糟糕，但更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悔过的意思。

在美籍印度人圈中，一开始，大家对古普塔的同情要比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人正在悄悄改变立场。2011年年初，古普塔的朋友在网上发起了一场支持古普塔的签名运动，著名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同时也是印度理工学院的知名校友，要求网站的组织者不要再用他的名字。因为科斯拉觉得古普塔的行为，给在美的印度人抹黑了，古普塔对此感到很难过。

除了专业人士让古普塔蒙羞之外，他在法律方面也遇到了不少挫折。5月16日，主持古普塔一案审理工作的联邦法官杰德·拉科夫说，他准备让陪审团听一下拉贾拉特南和他手下之间的3条电话录音，这3条电话录音可能是指控他们犯罪的重要证据。古普塔的律师认为这些电话录音应该是不能被采纳的传闻性质的证据。不过，拉科夫法官支持政府部门的提议，他认为这些电话录音是可以采信的，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共谋者在内幕交易计划中的沟通和交流。这一决定对古普塔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

虽然即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但古普塔却显得格外平静与镇定。“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五，对我的审判将从5月21日，即星期一开始。此刻，我坐在办公室，回顾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事情，我思绪万千。这一次是对我的考验，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应对挑战，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都会坦然地面对和接受。我知道，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法庭最终会证明我是无辜的。”

就在同一个法庭，曾经审理过很多大佬的案件，他们的名字每一个都那么耀眼，这些人包括玛莎·史都华、伯纳德·麦道夫和伯纳德·埃伯斯（Bernie Ebbers），这一次，法庭审理的是美国政府诉拉贾特·古普塔案。在最近的审判记忆中，这是让人心里最难受的一次开庭。站在法庭上的双方是曾经亲密的战友，一个角落里站着的是古普塔，曾经担任过3届麦肯锡董事总经理，站在另一个角落里的是高盛集团。两者之间再也不存在任何的尊重。在审判前的几个月里，古普塔便再也不信任高盛集团，对布兰克费恩表示出极大的蔑视。2011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古普塔提起行政诉讼，2011年10月26日，联邦法院驳回了这一行政诉讼，也就是在同一天，执法部门对古普塔提起了犯罪指控，2012年2月24日，布兰克费恩在他的律师的陪同下，来到克莱默·莱文（Kramer Levin）律师事务所，在纳夫塔利斯的主导下宣誓做证，做证的案子就是执法部门对古普塔提起的犯罪指控。当布兰克费恩来到会议室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坐在他面前的就是高盛集团曾经的董事会成员，拉贾特·古普塔。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但不同寻常的是，古普塔在会议室坐了9个小时，一直倾听着布兰克费恩的证词。

尽管古普塔案是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决，但从一开始，大家就都很清楚，不折不挠的联邦法官拉科夫才是法庭上真正的主宰者。谁也不可能回避争论，当律师的辩护偏离主题时，拉科夫法官会及时介入，让辩护回到中心事件上，如果证人做证时表达不清楚，或者结结巴巴，拉科夫法官就会把证人的意思清晰地重复一遍。看到法庭上的唇枪舌剑，他很享受，而且偶尔还会用他诙谐的方式对陪审团调侃一番。

在第一天开庭的时候，里德·布罗茨基站起来发言，作为主审法官的拉科夫调侃他说：“你看起来比拿破仑高不少啊。”法庭上顿时笑声一片。当天早上，《华尔街日报》将布罗茨基描述成面带稚气、满头黑发、身高近1.8米、来自纽约长岛的“拿破仑”，因为他在拉贾拉特南案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法庭判决拉贾拉特南有罪。

拉科夫法官和古普塔的辩护律师纳夫塔利斯两人是老朋友，在法庭上，两人也会经常开玩笑，有些玩笑还很经典。在纳夫塔利斯开始辩护前，布罗茨基力图要求纳夫塔利斯的发言不要过多地强调古普塔所做的慈善活动。纳夫塔利斯原本是想留点余地，详细地向法庭解释一下古普塔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化解检察官贴给古普塔的“假慈善的卫道士”这个标签。

“法官大人，有一点务必要说清楚，纳夫塔利斯不应该提到艾滋病、疟疾或者肺结核这样的字眼。”布罗茨基说。“或者黑死病？”拉科夫法官反问说。“或者坏血症？”纳夫塔利斯紧跟着反问。此刻，连之前一直面无表情的古普塔都笑了起来。

在人数规模庞大、俱乐部制的纽约律师协会，知名而又有能量的律师大都与法官的关系不错，这种现象很普遍，纳夫塔利斯与拉科夫法官相识多年，关系一直不错，这也不是什么秘密。1973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拉科夫法官便进入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同时，他还从伦敦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获得了印度历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当时，纳夫塔利斯还是刑事犯罪部门的副主管，正好是拉科夫的上司。纳夫塔利斯和拉科夫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共事过一年。1974年，纳夫塔利斯离开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但是从那时起，他跟拉科夫法官就成为朋友了。2009年，拉科夫法官还为纳夫塔利斯其中的一个儿子主持过婚礼，他的这个儿子正好在拉科夫手下工作。

69岁的拉科夫法官头发雪白，还留着大胡子，他是审理内幕交易案件方面的行家里手。拉科夫法官会从法官、检察官和被告辩护律师等各个角度来审视案件。25年前，拉科夫曾经担任过基德尔-皮博迪公司（Kidder，Peabody Co.）并购部门银行家马丁·西格尔（Martin Siegel）的辩护律师，这桩内幕交易案也曾轰动一时。承认自己有罪的西格尔被指控为向投机交易者伊万·博伊斯基（Ivan Boesky）透露内幕消息，以获得丰厚回报。而在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内幕交易案中，古普塔从未收到拉贾拉特南给他的任何报酬，跟25年前的内幕交易案相比，这个案子显得很没劲。

下午2点的时候，由4名男性和8名女性组成的陪审团到位。这个决定古普塔命运的陪审团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成员包括四年级的老师、护士，以及自由职业的美容咨询师。古普塔虽然对美国大公司的经营管理非常精通，但对法庭的流程并不是很清楚。当陪审团成员第一次走进法庭的时候，古普塔甚至都没有从椅子上起身。只有当纳夫塔利斯的同事阿兰·弗里德曼提醒他应该起身时，他才快速站立起来。当然，这样的错误，古普塔不可能再犯第二次。

在公开辩论阶段，律师们描绘出了两个大相径庭的古普塔。在古普塔的妻子安妮塔和他的4个女儿的注视下，里德·布罗茨基开始发言：“这个案子就是一桩典型的非法内幕交易案。”然后，布罗茨基指着面无表情的古普塔说：“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内幕交易线人的拉贾特·古普塔，是如何违背自己的工作职责，滥用职权，从而帮助他的朋友在金融危机时期都能赚到大钱的。”

为了让大家相信古普塔在与拉贾拉特南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布罗茨基告诉陪审团说：“帆船集团赚的钱越多，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的帆船航海家基金赚的钱也就越多。古普塔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他欺骗了我们，违背了他本应承担的职责，他背叛了自己所任职的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的股东。这就是内幕交易。这就是证券欺诈。这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公开辩论的时候，纳夫塔利斯进行反击，他指责政府部门的这些辩护是向陪审团展示古普塔“特别修饰过的形象”。

“古普塔不是内幕交易者……他从没有过欺诈行为，他也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法庭关于他的描述并不符合事实。”纳夫塔利斯说，政府部门这次提起的诉讼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真正有效直接的证据……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内幕交易案，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古普塔从事过内幕交易。让我再次强调一遍事实。古普塔并没有从事过任何内幕交易”。既没有电话录音，也没有证人提供的可以证明古普塔提供过内幕消息的第一手证词，或者能够证明古普塔向拉贾拉特南传递过内幕消息的文件资料。“什么都没有！”纳夫塔利斯强调说，“就好像所有的证据都罢工不见了似的！”相反，政府部门提起的公诉完全建立在“投机”和“猜想”的基础上。

“在美国，我们从来都不会猜想别人有罪。”纳夫塔利斯感叹说，“即便存在犯罪，但这跟古普塔也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在这里审判古普塔真的是找错人了。”

当布罗茨基和纳夫塔利斯在前面公开辩论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桑杰·瓦德瓦坐在法庭的后面。虽然这一年瓦德瓦和他的团队比以前更加繁忙，但他还是背着双肩包，花了15分钟的时间，从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的办公室来到法庭。当检察官准备起诉古普塔时，瓦德瓦和他的同事正在准备材料，向赛克资本管理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在5月的时候，瓦德瓦和同事已经找过赛克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史蒂文·科恩，录过7个小时的证词，这只是第一步，最终赛克资本管理公司因为两桩内幕交易案不得不支付高达6.16亿美元的罚款。当赛克资本管理公司在2012年得知其可能面临内幕交易的指控时，科恩说他做得没有错。

与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巴哈拉拉检察官不一样，瓦德瓦并不担心有人会注意到他，因为很少有人认识他，当他走进公众视野的时候，也并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不过，瓦德瓦想要在案件公开辩论阶段出场，因为他和他的同事搜集了大量的证据，在这个案件中，这些证据非常重要。在拉贾拉特南案中，政府部门只提供了一份电话录音，在那份电话录音里，古普塔可能将高盛集团董事会会议的内容泄露给了拉贾拉特南。本案的很多证据就来源于这个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里，拉贾拉特南向他的手下吹嘘，他从某位高盛董事那里收到了非常重要的内幕消息。而古普塔的律师一直请求拉科夫法官不要采信这个“传闻式”的证据。

而巴哈拉拉在拉贾拉特南案中的开庭和闭庭的辩论环节都出现在现场，而且非常积极，但他缺席了古普塔案件的审理过程。有一次，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巴哈拉拉顺路过来。在休庭时，巴哈拉拉走到检察官席位，与其他检察官商量，此时，古普塔就一个人站在旁边。当古普塔瞟了他一眼后，巴哈拉拉又离开了检察官席位。

检方证词

5月22日，星期二，是该案证人出场做证的第一天，政府部门首先传唤的是凯伦·艾森伯格，她是拉贾拉特南的行政助理。艾森伯格贴身穿一件黑色吊带，外面套着一件亮片羊毛开衫，她走向证人席宣誓。在艾森伯格开始做证不久，她就透露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审判开始的前几天，艾森伯格找到了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拉贾拉特南认为是特别重要的联系人，因为他们的身份特别，所以，一旦这些人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拉贾拉特南就要求艾森伯格务必要找到自己，并把电话切进来。

在这个联系人名单上，古普塔就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英特尔财务部的前高管雷杰夫·戈尔斯，他也是拉贾拉特南的重要线人，并且已经承认自己有罪。

这个名单上的人还包括：布拉格·萨克斯纳、阿尼尔·库马尔，以及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德鲁肯米勒这个名字让艾森伯格印象尤为深刻，至于原因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以及阿尼尔·库马尔。讽刺的是，这个笔记本是从艾森伯格那里获得的，原本是为被告方辩护服务的，最后却给政府部门帮了大忙，它向法庭证实了，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的关系远比古普塔自己宣称的要好得多。这让古普塔的处境更加艰难。

艾森伯格做证说，她记得2008年9月23日的下午，在市场收盘前10分钟，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对艾森伯格说，情况“非常紧急”，需要马上跟拉贾拉特南通话。艾森伯格说，她听出了这个人的声音，知道这个人就是拉贾拉特南重要联系人名单上的一位，而且经常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但是她不知道这个人的具体姓名。她放下电话，立刻去找拉贾拉特南。拉贾拉特南很快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跟这个人有过一番简单的电话交流。

艾森伯格证实，隔了一小会，拉贾拉特南便让他的副手加里·罗森巴赫去自己的办公室。随后，拉贾拉特南办公室的门再次关上，艾森伯格听不见他们在里面谈论什么事情。但是，当罗森巴赫走出拉贾拉特南的办公室时，他对着所有的交易席位大声喊道：“买入高盛！”艾森伯格说，她听到罗森巴赫喊了好几遍，为了强调罗森巴赫到底说的是什么，艾森伯格又说了两遍：“买入高盛！买入高盛！”

在证人出庭做证的第一天，案件审理就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在艾森伯格做证结束后的几分钟里，“买入高盛！买入高盛！”这个声音一直都在这个肃穆、宏大的法庭里回荡。拉贾拉特南接完这个电话，他“笑得非常开心”，艾森伯格又补充了一句。这个小细节似乎对艾森伯格的证词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使其失去了可信度。

在交叉讯问阶段，善于言辞的被告方辩护律师戴维·法兰克（David Frankel）试图诋毁艾森伯格的证词。法兰克在成为律师之前，曾经琢磨着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法兰克能够做的顶多就是抛出艾森伯格曾经在毕业后的1年时间里，做过晚会策划者的工作。不过，法兰克成功地引出了同样在拉贾拉特南重要联系人名单上的高盛销售人员戴维·勒布（David Loeb），同样也在拉贾拉特南重要联系人的名单上。勒布也在政府部门的调查范围之内，检察官怀疑他向拉贾拉特南传递过英特尔、苹果和惠普集团的内幕消息。但勒布并没有面临任何指控，因为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针对勒布的调查旋即宣布停止。2013年年初，勒布低调地从高盛集团离职。

为了证明政府部门可能“起诉错了对象”，被告方律师提出说，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的可能是勒布。但艾森伯格很快便否决了这一说法。如果勒布给艾森伯格打电话，“他都会先向我问好，而且他说话的语气非常友好”，艾森伯格回忆说。在市场收盘前，给艾森伯格打电话的这个人，说话的方式和风格跟勒布完全不一样。

戏剧性的变化仍然在继续。部分政府部门的证人，在长达3个星期的审理过程中，依次出现在法庭上。帆船集团的员工安南斯·穆尼亚柏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证词，这位曾经狂妄自大的对冲基金交易员，在2008年9月23日市场快收盘时，接到拉贾拉特南的指令，买入高盛集团的股票。当穆尼亚柏出庭做证时，他穿的是一件格子呢衬衫，下身穿着名牌牛仔裤。而帮助巴菲特完成对高盛集团优先股投资的高盛银行家拜伦·特罗特则身材修长、长相英俊，而且口齿伶俐。当特罗特出庭做证时，里面是白衬衫，外面穿着黑色的西服套装，打着领带。在纳夫塔利斯和拉科夫法官两个人你来我往的诙谐对话中，有一段特别有趣还带点荒谬的题外话，就是纳夫塔利斯调侃特罗特对巴菲特投资特征的形容。

“我觉得这个证人及检察官将沃伦·巴菲特描述成这个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投资者，并不合适，我并不赞同。”纳夫塔利斯开玩笑说。“嗯，我们可以纠正这一说法，我知道你的经纪人会强烈反对。”拉科夫法官回应道。“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后来做得并不是那么成功，他有点筋疲力尽了。”纳夫塔利斯说。法庭上只有少数人清楚这其中的故事，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纳夫塔利斯正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辩护律师，而所罗门兄弟公司正好陷入国债舞弊丑闻中，纳夫塔利斯曾经陪同巴菲特和另外两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管向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奥托·奥博迈耶（Otto Obermaier）做情况说明，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奥博迈耶不起诉所罗门兄弟公司。

5月25日，审判第五天，代表政府出庭做证的证人是来自高盛董事会的威廉·乔治（William George）。因为约翰·布莱恩跟古普塔的私交特别好，所以，在审判开始的前几个星期，威廉·乔治代替约翰·布莱恩成为高盛董事会的证人代表。5月4日，作为古普塔案的主检察官，布罗茨基向纳夫塔利斯和他的律师团队发了一封邮件，他在邮件里面说，在4月30日的会议上，布莱恩说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在2008年10月23日的时候，通过高盛董事会电话会议，收到过高盛每股亏损2美元的消息。而在2011年的夏天，住在芝加哥的布莱恩在接受视频连线采访时，他还向布罗茨基表示，他记得在2008年秋天的高盛董事会电话会议上，布兰克费恩向他们说过高盛每股亏损2美元的事情。是布莱恩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还是他不愿意出庭指证他的好朋友古普塔呢？但这给公诉带来了麻烦。如果政府部门坚持让布莱恩出庭做证，那么被告方律师一定会就布莱恩前后两次不一样的回答，发起攻击。

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检查机构决定让乔治代替布莱恩出庭做证，尽管乔治并不能证明他听到过布兰克费恩在董事会电话会议上，通报过高盛每股亏损2美元的事实，但是检方还是决定让乔治代替布莱恩出庭做证。每股亏损2美元，这个很关键，因为，拉贾拉特南第二天向新加坡的同事吹嘘的时候，重点强调了这一数字。不过，让乔治出庭做证的最大好处就是，他确实知道2008年10月23日，董事会电话会议上传递的是高盛出现亏损的消息。

6月1日，星期五，审判的第九天，案件中涉及的税务问题开始给古普塔的家人带来麻烦。这一天的审判，陪审团需要回避，审判是从讨论是否接受摩根大通集团的私人银行家希瑟·韦伯斯特（Heather Webster）的笔记开始的。韦伯斯特于2008年4月跟古普塔夫妇相识。韦伯斯特的笔记是在研究古普塔在西港的海边房产会议上提出来的，她的笔记让我们得以一窥古普塔的家庭财富之巨大。当时，古普塔和他妻子共有1.34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净资产8 400万美元，不可撤销的信托为3 850万美元，外加1 120万美元的现金和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在韦伯斯特的笔记下面是古普塔的财产规划方案，她记录道，古普塔夫妇准备将他们财产的80%捐给慈善机构。

检察机关决定采纳韦伯斯特的笔记，因为在她对古普塔家庭财务条理清晰的笔记中，她曾要求古普塔更新收入来源。在韦伯斯特当时记录的信息里，她这样写道，古普塔是“帆船国际基金的主席，帆船国际基金总规模为13亿美元，拥有15%的股份，主要投资长、短期亚洲权益类工具，可以凭借基金表现获得工资奖励”。对于检方来说，这个消息非常关键，它足以证明古普塔存在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的利益驱动，这是内幕交易案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韦伯斯特的笔记至关重要。古普塔可能没有像马丁·西格尔那样收过大量现金，但帆船集团的成功，一定会为他带来既定利益。

纳夫塔利斯强烈建议法庭不要采纳韦伯斯特的笔记作为证据，因为它会误导陪审团，放大古普塔在帆船集团所发挥的作用。古普塔与帆船集团只是达成了一些非正式的合作安排，以帆船国际基金主席一职为例，他并没有跟拉贾拉特南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从来就不存在任何协议，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纳夫塔利斯说。韦伯斯特笔记里面的内容，让纳夫塔利斯唯一认可的部分，就是古普塔关于财产的处置方式，他认同古普塔准备将大量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

就这一点而言，拉科夫法官为了让韦伯斯特的证词能够更加清楚，便果断介入，他问检察官布罗茨基，古普塔就任帆船国际基金主席一职，以及为帆船国际基金工作的情况是否属实。

“这两个都是客观事实。”布罗茨基回答说。“你觉得这个情节像不像科幻小说里面的故事？像，还是不像？”拉科夫法官问。布罗茨基说，古普塔要求获得20%的帆船国际基金的份额，这比拉贾拉特南一开始允诺的比例要高。这一比例问题并没有最后确认。最终，拉科夫法官裁决法庭可以采纳韦伯斯特的笔记，不过，拉科夫法官并不认同将古普塔关于财产捐献给慈善机构的记录加入证词的范畴。“从本地区白领犯罪的年度卷宗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案例，他们都希望通过向慈善机构捐款，把自己打造成受人尊敬、有权有势的社会名流。”

从审判以来，古普塔在法庭上都鲜有表情，但这一次，他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他摇摇头，握紧双手，表示顺从，并抬头向上看了看。安妮塔·古普塔在下面坐着，两个女儿坐在她身边，安妮塔低着头，然后，起身离开了法庭。

那天下午，阿尼尔·库马尔也出现在证人席上，他既是古普塔的朋友，又是跟随古普塔时间很久的门徒。这一次，库马尔是以政府部门证人的身份出庭的，他的律师格雷格·摩维尔卢（Greg Morvillo）并没有陪他一起出席，因为在2011年12月，摩维尔卢的父亲罗伯特去世了。当库马尔走上证人席的时候，他一直低着头，但古普塔的眼睛却一直盯着他。库马尔扬起眉毛，往后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她正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在拉贾拉特南案中，库马尔是明星证人，为拉贾拉特南案的定罪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一次，面对曾经的老板古普塔，库马尔又会做何表现呢？

法庭副审法官让库马尔宣誓，当他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因为紧张或者其他原因，他几乎要破音了。在等待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库马尔内心的不安完全流露了出来。库马尔的眼睛四处张望，一会儿看法官的椅子，一会儿看看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但就是不敢看古普塔，而此时古普塔就坐在他的正前方。古普塔的眼睛盯着前方，避免与库马尔的眼神交汇。

在对拉贾拉特南案中出现过的证词再次确认之后，库马尔做证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拉贾拉特南与古普塔之间的商业往来，特别是他们俩之间是怎样开始新丝路基金公司的投资活动的。库马尔告诉陪审团说，大概是在2008年10月中下旬的时候，他从古普塔那里得知古普塔在帆船航海家基金投资上亏损了1 000万美元。布罗茨基想让库马尔再次明确拉贾拉特南和古普塔就帆船航海家基金发生争执的时间点到底是哪天。如果库马尔值得信任，那争执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古普塔将高盛集团和宝洁公司的内幕消息泄露给拉贾拉特南之后。

6月4日，星期一，被告方律师纳夫塔利斯在询问库马尔的时候，试图证明库马尔之前在接受政府部门采访时，所做的陈述与古普塔的陈述是一致的。“你是不是告诉过政府部门，古普塔先生觉得拉贾拉特南并没有按照原计划投资？”纳夫塔利斯问。“是的，先生。”库马尔回答。

在午餐休息时间，一辆窗户上贴有黑色车膜的黑色奔驰越野车停在联邦法院的入口处。一群手拿相机的记者立刻围了上去，因为车里面坐着的，正是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他准备在下午的案件审理中出庭做证。不过，当车门打开的时候安保人员赶紧赶过来，大声喊道：“退后，退后。”

从越野车上下来的是帕丽斯·希尔顿，她穿着一身蓝色的套装，蓝色的长袜，以及招牌式的特大号白色太阳镜，其实那一天是阴天，根本不需要戴太阳镜遮光。她来联邦法院是参加与一家意大利内衣公司举行的调解会。在帕丽斯进入法院大门之前，她微笑着跟媒体记者打招呼，并且摆出各种姿势，让记者拍照。

与此同时，穿着白色衬衣、蓝色西装还打着红色领带的布兰克费恩已经在楼梯上，准备出庭做证。布兰克费恩获准可以从联邦法院的地下停车场直接进来。在他宣誓之后，拉科夫法官忍不住要向布兰克费恩发问。在一系列常规性的人生履历问题之后，布罗茨基本想略过30多年前布兰克费恩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但是，拉科夫法官及时中断，并纠正了布罗茨基的遗漏。“我确信你是想故意隐瞒证人曾经当过律师这一事实。”拉科夫法官说，随后，他转向布兰克费恩，并问道，“你上过法学院吗？”布兰克费恩回答说，他曾经在某家律师事务所做过4年半的公司税务律师。“于是，你皈依了宗教？”拉科夫法官问。“这是我们双方的决定。”布兰克费恩打趣说。

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是政府案件里的明星人物，他的到来让法庭审判变得更加有分量。不过，布兰克费恩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只是他在一年前拉贾拉特南案审判时所做证词的翻版。布兰克费恩待在律师和法官之间的侧边栏上，不时对陪审团微笑，有时，他会把头伸过去看看律师穿的是什么衣服，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的眼睛到处张望，但就是不敢直视古普塔。

在布兰克费恩做证时，古普塔，这位曾经的高盛董事会成员，同样感觉不舒服。古普塔经常会回头看他的妻子安妮塔，他们都在同一侧，有时候，他会起身走向他妻子，跟她简单交流几句。安妮塔经常伸出双手，对古普塔表示坚定的支持和鼓励。

在谈到公司财务的时候，布兰克费恩甚至向陪审团做起了现场教学。当有人问高盛对外公布一季度的盈利报告意味着什么时，布兰克费恩回答说：“这意味着高盛的盈利状况比以前更好。”布兰克费恩在法庭上还提供了一个新消息，那就是，当古普塔准备前往私募股权公司KKR工作时，他跟古普塔之间的对话。

布兰克费恩做证说，当古普塔告诉自己，准备考虑接受KKR公司的工作邀请，他明确地向古普塔表示，这与他在高盛集团担任董事“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但古普塔不同意这一说法，古普塔觉得这两家公司所提供的职位是不一样的，两者的工作方式也不相同。不过，最终古普塔还是从高盛董事会离职了。高盛还专门为古普塔准备了一个新闻通稿，宣告他从董事会离职，并对此表示祝贺。为了纪念古普塔在高盛董事会的那段岁月，高盛还专门赠给他一些袖扣。

不过，总会有意外的事件发生。2008年9月，当雷曼兄弟“突然宣布破产”时，布兰克费恩说，他请求古普塔撤回辞职申请，并继续留任高盛董事。当时，金融市场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很多私募股权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私募股权公司与高盛集团之间的冲突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布兰克费恩说。于是，古普塔便继续留在高盛董事会，同时在KKR公司从事咨询顾问的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布罗茨基问布兰克费恩，他是否知道古普塔在KKR公司拿多少工资。对这一提问，被告方表示反对，不过，正如拉科夫法官所说的那样，“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布兰克费恩最终说出了“5”这个数字，他的意思很明显，古普塔在KKR公司拿到的年薪是500万美元。听到这个答案，古普塔的下巴都惊到地上了。

布兰克费恩的证词时间不得不中断，中断时间超过一个星期，因为他在这个星期的中间某一天，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典礼仪式：他的女儿在菲尔德斯通学院（Fieldston School）的毕业典礼，这是曼哈顿区北部一所绿树成荫的私立学校。布兰克费恩告诉拉科夫法官，由于距离比较远，当他结束典礼午餐赶过来时，可能会迟到，因为典礼午餐的地点是在杨科斯（Yonkers）。“我就住在杨科斯，我明白。”拉科夫法官说。“我们在杨科斯选择的午餐饭店，没准，你也知道。”布兰克费恩说。“如果你说的那家饭店正好是我所想的那一家，那我吃不起，太贵了。”拉科夫法官调侃说。但是饭店老板告诉布兰克费恩说，拉科夫法官是他们饭店的常客。

在布兰克费恩的交叉讯问阶段，纳夫塔利斯试图证明古普塔对高盛集团非常忠诚，因此，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布兰克费恩请求古普塔留在董事会，古普塔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可是帮了高盛集团的大忙。“公司董事突然辞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这容易引起外界的胡乱猜测，以为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实际上，公司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对这一点，布兰克费恩表示认可。

纳夫塔利斯对布兰克费恩的交叉讯问很容易让人愤怒，这一点，从一开始就特别明显。纳夫塔利斯问布兰克费恩，他是不是董事会的一号人物。“一号人物并不是一个官方头衔，”布兰克费恩微笑着说，“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才是头衔。”虽然，纳夫塔利斯问布兰克费恩，他是不是接替名叫亨利·保尔森这个人的职位。“他的名字是汉克·保尔森。”爱说俏皮话的布兰克费恩这样更正纳夫塔利斯的答案。

纳夫塔利斯想尽可能否认指控中所提到的，2008年10月23日是古普塔对外泄露了高盛集团第四季度出现亏损的内幕消息，他向法庭表明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说，高盛集团准备裁员10%。纳夫塔利斯说，这就是高盛集团股价走低的原因所在。不过，布兰克费恩说自己并不记得有这样一篇负面报道的文章。纳夫塔利斯准备抓住布兰克费恩的话柄，对这位高盛首席执行官在离任时的演讲发起罕见的攻击。当布兰克费恩离开法庭的时候，他冲古普塔笑了笑，想打个招呼。不过，古普塔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被告方证词

6月8日，星期五，在12天的时间里，政府部门传唤的证人已经有20人，于是，决定暂时停止传唤证人出庭做证。尽管被告方也提交了证人名单，准备让他们出庭为古普塔做证，但古普塔本人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从本案一开始审理，纳夫塔利斯就一直试图让古普塔自己发声。当陪审团成员都准备去度周末时，纳夫塔利斯说，下个星期古普塔“非常有可能”在法庭上替自己说话。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大多数律师都会建议刑事被告不要轻易在法庭上发言，因为这会引起检察官对被告的轮番轰炸，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古普塔原本是想向陪审团解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认识，不过，星期日的时候，他和他的律师团队又否决了原来的设想，他决定事后再发表意见。

相反，古普塔准备让自己的大女儿吉檀迦利替自己发声，她完全有能力和资格做这件事，她从哈佛学院获得应用数学专业学士学位之后，又拿到了哈佛法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双硕士学位，并且一直都在哈佛捐赠基金会工作，她完全可以代表父亲讲述他的人生故事。6月11日，星期一，下午4点30分，吉檀迦利穿着一条简单的灰色裙子和夹克，脚踩黑色高跟鞋，一头长发自然地垂在背上，平静地走向证人席。以坦率而又引人注目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2008年9月20日前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个周末对于吉檀迦利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那个周末是她30岁的生日，而她生日的第二天就是她母亲的生日。吉檀迦利告诉全神贯注听讲的陪审团说，那个周末，她的父亲看上去非常难过，因为他投给拉贾拉特南的钱亏损了。“他把双手插在头发里，只有当他非常悲痛的时候才会做这个动作。”吉檀迦利回忆说。

到感恩节的时候，当全家人都在父母位于西港的家中聚会时，吉檀迦利父亲的表现“与平时大不相同……他非常悲伤、难过，沉默寡言，跟以前简直是判若两人”。整个家庭都知道他投资失败的事情。吉檀迦利·古普塔的证词对被告方来说至关重要，它试图证明，古普塔传递内幕消息的时间点不合理，因为，那个时候，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的关系已经完全恶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会将内幕消息泄露给拉贾拉特南。

吉檀迦利沉着冷静，在做证的过程中泰然自若，这一点很像她的父亲。吉檀迦利非常清楚地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所作证词的可信度很高。

在交叉讯问阶段，在法庭上善于表现自己的检察官里德·布罗茨基，用非常低沉的声音，问了吉檀迦利两个问题：

“你爱你父亲吗？”

“我爱他！”吉檀迦利回答说。

“你愿意为你父亲做任何事吗？”

“我愿意为我父亲做任何事，但是，我绝不会撒谎。尽管，我站在证人席上，我也不会撒谎。”吉檀迦利这样回答布罗茨基。

当陪审团离开法庭的时候，吉檀迦利走向坐在被告席上的父亲，两个人相互拥抱。案件开庭审判已经有一个多月，这是古普塔第一次如此动容：他的双眼饱含泪水。

在吉檀迦利做证之前，是34岁的沙泊洛涕克·巴苏（Suprotik Basu）做证，巴苏是联合国的公共卫生专家，他正在致力于根除疟疾的项目。当有人问巴苏是何时与古普塔相识时，他回答，自己是在2007年5月从纽约的同事那里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说有一位企业家“希望在2025年前，消除因为疟疾而导致的儿童死亡现象”，而这位企业家就是古普塔。一位检察官站了起来，表示反对。拉科夫法官同意检察官的意见，这个话题的证词结束。

随后，巴苏证实他在2008年9月23日下午跟古普塔会面了，那天正好就是巴菲特投资高盛集团优先股的日子。那天晚上，巴苏还陪古普塔一起，与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部长共进晚餐，他没有跟古普塔谈论过高盛集团或者巴菲特。“我们谈论的内容都是集中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如何解决疟疾项目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巴苏这样对法庭说。

当布罗茨基检察官问起古普塔打电话的事情时，巴苏说，当古普塔参加高盛集团董事会电话会议或古普塔用麦肯锡办公室的电话给拉贾拉特南的办公室拨打专线电话时，他不在房间，所以，这个事情他并不清楚。不过，巴苏说了另外一句话：古普塔会经常回电确认预约事项。这佐证了被告方的观点，那就是，古普塔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方式和习惯而已。“我印象中的古普塔，耳朵上总是戴着耳机，在会议期间，也经常需要回复电话。”巴苏补充说。

被告方证人做证的流程只进行了两天半。本来时间可以更久一些，因为做证的人数原本很多，但拉科夫法官对古普塔请来做证的人数做了限定。拉科夫法官还拒绝了被告方一直想推进的工作：透露内幕消息给拉贾拉特南的并不是古普塔，而是高盛集团亚洲权益销售部门的负责人戴维·勒布。在吉檀迦利·古普塔完成证词之后，古普塔的辩护律师努力到晚上，目的就是为了游说拉科夫法官允许他们播放两段电话录音，这两段录音是2008年8月，拉贾拉特南和戴维·勒布之间的通话。在这两个电话里，勒布说，他已经将英特尔和苹果公司的消息传递给了拉贾拉特南。而拉科夫法官则反对在法庭上播放勒布的电话录音。

6月12日，星期二的早上，高盛外部律师史蒂文·佩金收到了勒布的律师发来的一封邮件。勒布准备前往法庭，因为被告方准备请他出庭做证。“是你给勒布打的电话？”佩金问纳夫塔利斯。纳夫塔利斯做事一向小心谨慎，严守秘密，他并没有回答佩金。在上午午休时，佩金又向布罗茨基检察官询问此事，但布罗茨基对此也不知情。但佩金再次遇到纳夫塔利斯时，纳夫塔利斯似乎有些恼火，并质问道：“你是政府的走狗吗？”高盛和古普塔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向和蔼的纳夫塔利斯错误地将佩金的举动视为向政府透露辩方策略。

就在被告方准备暂停传唤本案证人时，被告方播放了一段拉贾拉特南跟其手下的一个员工通话的录音，在录音里，拉贾拉特南好像对古普塔表示过他在航海家资本公司上作弊的事情。航海家资本公司是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两个人共同出资成立的，由拉贾拉特南负责运营。

“当你加杠杆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后果。我的问题是，我太天真了，我希望古普塔也能够跟我一样。你知道吗？”2008年10月2日，拉贾拉特南在打给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桑杰·桑塔南（Sanjay Santhanam）的电话里这样说道。“嗯，我不能……我，我，我不能告诉他，我已经把自己的股份撤出来了，对不对？”被告方在之前就出示过这一证据，目的是证明早在2007年12月的时候，拉贾拉特南就从帆船航海家基金里面撤出了自己所投的2 520万美元的投资本金。

陪审团的裁决

到6月13日的时候，检察机关和被告方两边都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出示了所有的证据，向法庭展示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古普塔的形象。在总结陈词阶段，美国助理检察官理查德·塔尔劳（Richard Tarlowe）重新向法庭依次展示所有的证据。他说，在2008年9月23日这个交易日的最后10分钟，只有一个电话打给了拉贾拉特南的办公室专线电话，这个电话就来自古普塔。

“这个证据对被告方来说是致命的硬伤……如果你相信艾森伯格所说的话，这绝对没戏，真的绝对没戏，被告一定会因为传递内幕消息而被判有罪的。”随后，理查德·塔尔劳的同事里德·布罗茨基说，如果陪审团认可被告方的辩护意见，认为古普塔并没有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那么古普塔“将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即便证据表明，就是古普塔在高盛董事会会议之后给拉贾拉特南打的电话，而拉贾拉特南也正是在接完电话之后，才大举买入高盛集团的股票的。

纳夫塔利斯重申他在一开庭就表达过的观点。纳夫塔利斯说，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联系有合法的商业往来理由，“但他从来没有从事过内幕交易，从来没有过，一次都没有过！”如果拉贾拉特南如此依赖古普塔所提供的内幕消息，那么，他一定会极力劝说古普塔留在高盛集团董事会，而不是去KKR公司。拉贾拉特南应该这样说，“你在这里，我的投资就有保障”。纳夫塔利斯说。相反，拉贾拉特南并没有这样说，他告诉古普塔，听到古普塔要去KKR工作的消息，他“立刻感到很振奋”。

在向陪审团展示完证据之后，纳夫塔利斯的声音小了许多，用哀求的口吻请陪审团成员认真考虑一下这个伟大人物的一生，然后再做出裁决。纳夫塔利斯说：“关于这个案子的审理，可能会在你们的记忆中慢慢淡化……但对拉贾特·古普塔来说，这是他一生中面对的唯一的诉讼，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任何决定，将会影响他未来每一天的生活。”

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上午11点左右，陪审团成员递出一张便条给法官。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在意这张便条。一个小时之前，陪审团还向拉科夫法官的副手传递了午餐的订单，这也就表明，下午陪审团还会继续留下来商议讨论。自从案件审理以来，陪审团一共递出了25张便条，内容包罗万象，从为了抽根烟而请求暂停休息到6号陪审员说她认识高盛集团总裁加里·科恩的女儿，因为她女儿就在她工作的特雷弗学校（Trevor Day School）读书。

里德·布罗茨基检察官看见一位个子高高、留着山羊胡的法警人员进入了陪审团的房间，隔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法警的手上什么都没有拿。很显然，那些标有“裁决”字样的信封都在他的口袋里。随后，法警来到法庭。当他发现拉科夫法官的副手琳达·克托斯基（Linda Kotowski）不在法庭时，他就走到拉科夫法官办公室的门口等着。

那个时候，克托斯基正在和拉科夫法官，以及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法院新闻发布官斯蒂芬妮·齐尔科维奇（Stephanie Cirkovich）讨论一旦陪审团的裁决意见出来，他们将如何对外发布的问题。他们一起商量了大概20多分钟，不过，有些问题，还是没有最终确定。

“我们要看陪审团的裁决意见什么时候到。”在齐尔科维奇准备离开拉科夫法官的办公室时，拉科夫法官这样对她说。当齐尔科维奇和克托斯基打开房门准备进入法庭的时候，她们俩看见法警拿着信封就站在门外。随后，法警将信封交给了克托斯基。

现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情绪正在法庭里弥漫。古普塔穿着一身海军套装，白色的衬衫配着橘红色的领带，他已经回到了被告席上，坐在他之前常坐的被告席的第三张椅子上。半个小时之前，古普塔还在法庭的咖啡休息室里跟自己的两个女儿玩牌。没有人知道陪审团的便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至少，陪审团成员是不会告诉别人的。不过，当法警出现的时候，有经验的法院观察人士应该知道，那可能就是陪审团的裁决意见。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陪审团的这张便条非常关键，那就是纳夫塔利斯的克莱默·莱文律师事务所的阿兰·弗里德曼来到新闻席，并叫走了事务所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两个人来到了法庭的后墙那里，商量着什么事情。随后，纳夫塔利斯回到了法庭，他径直走向自己的辩护席，看上去异常严肃。如果那个信封里面装的就是陪审团裁决意见的话，那份裁决，对古普塔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很明显，政府部门是欢迎陪审团的裁决意见早点出来的。纳夫塔利斯的同事，戴维·法兰克从被告席的第二张椅子上站起来，将这个位置让给了古普塔。看来，一定有非常严重的事情要发生。

11点30分左右，拉科夫法官进入法庭，准备开始庭审的倒数第二个环节。拉科夫法官证实了大家所猜想的内容，陪审团的裁决意见出来了。古普塔坚定地坐在被告席上，跟往常一样。在古普塔的身后，是他的妻子安妮塔和3个女儿。之前出庭做证的大女儿吉檀迦利并不在场。此时，吉檀迦利正在星巴克，因为她有工作要做，需要找个能上网的地方。

11点28分，正好也在星巴克的《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皮特·拉特曼（Peter Lattman）通过黑莓手机收到一封邮件，里面说陪审团裁决意见已经出来了。他向同事大喊道：“陪审团已经达成一致裁决意见。”随后，拉特曼走向吉檀迦利，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她。吉檀迦利用自己的笔记本迅速上网，然后，便被结果惊到了。拉特曼及同事和吉檀迦利从星巴克出来，快速跑向一条街之隔的联邦法院。吉檀迦利在陪审团进来前顺利来到法庭，坐在她母亲身旁，用手抚摸着她母亲的肩膀。

11点35分左右，陪审团成员进入法庭。拉科夫法官再次向陪审团确认陪审团的裁决意见是否达成一致。然后，拉科夫法官的副手开始履行其职责，向陪审团主席询问道：“主席先生，请起立。你说你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是吗？”“是的！第二号陪审团成员认为无罪。”陪审团主席回答道。

在那一刻，大家都以为陪审团裁决古普塔是无罪的。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陪审团主席报出了一连串“有罪”的裁决。古普塔坐在被告席上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就好比未来的日子越来越沉重一般。

在法庭的旁听走廊，古普塔的女儿在哭泣，其中小女儿哭的声音非常大，大女儿温柔地抚摸着妹妹的头发。古普塔的妻子安妮塔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俯下身来。当陪审团成员离开的时候，法庭上的所有人同时站立起来，只有古普塔的女儿们和她们的母亲没有动。

在拉科夫法官离开法庭之后，古普塔与他的律师团队相互拥抱。

随后，古普塔来到自己的家人身边。古普塔走出被告席，展开双臂，与自己的女儿和妻子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一场景让人为之动容：在公众场合展示古普塔对家人深深的爱。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古普塔的妻子和女儿一直都在背后给他坚定的支持。每次，当古普塔从被告席转身，微笑地看着她们的时候，她们要么伸出温暖的双手，要么向他点头表示肯定。古普塔的家庭充满了爱，每个家庭成员都那么真诚，这让很多陪审团的成员深受感动，当他们离开法庭的时候，部分人的眼里还含着泪水。人们希望看到古普塔能够以无罪的身份走出法庭。现在，最痛苦的那个人无疑是古普塔，跟他父亲一样，他是整个家庭的坚强后盾。

古普塔将手伸向妻子，尽管她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但悲愤之情还是难以抑制。当安妮塔最开始听到古普塔有罪的裁决意见时，她猛地抬起头，对这些意见表示愤慨。安妮塔了解自己的丈夫，连续4个星期的审判她都参加了，她知道这个漫长的审判过程并没有将古普塔所捍卫的立场和价值观真正地展现出来。古普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最小的女儿的头，因为她是听到陪审团的裁决意见后，哭得最伤心的那一个。看到小女儿哭得如此难过，古普塔安慰她，鼓励她要坚强，这场景仿佛回到了古普塔年幼的时候，当古普塔的父母双双离世时，他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要做家中的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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