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可投资资产(可投资资产具体指什么资产)

11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金”）与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显示，中国新富人群目前财务上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无法按时偿还债务。

但中国新富人群已经逐步意识到财务规划和多元化投资的重要性，并积极着手制定财务规划，优化资产配置。同时，新富人群也提升了对各类数字金融平台的使用率，其中，最受他们青睐的三大投资渠道分别为手机银行APP、网上银行、互联网金融投资平台。

调研共访问了4300余名年收入在12.5至100万元之间、可投资资产在700万元以下的新富人群，覆盖中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大连、厦门、重庆、武汉、南通、石家庄、中山、昆明及襄阳等十五座城市。

11月25日，上海高金的教授吴飞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的调研数据显示，疫情后，中国新富人群的投资偏好正从房地产逐步转向低风险的金融产品，这表明该群体对于外部事件所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有了更为充分的认知。

嘉信理财国际市场和商业战略执行副总裁、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荣誉主席Lisa Hunt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何监管非金融企业的金融业务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

嘉信理财国际市场和商业战略执行副总裁、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荣誉主席Lisa Hun

截至2020年8月31日，嘉信理财（纽交所代码：SCHW）及其旗下德美利证券资产管理规模达6万亿美元。其在美国的主营业务包括：证券经纪、银行业务、资产管理、账户托管以及投资顾问服务等，为个人投资者和独立投资顾问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

疫情后中国新富人群投资观的变化

Lisa Hunt表示，今年的指数调研中发现中国新富人群的投资偏好发生转变，第一，他们不像以前一样把房地产作为核心的资产大类，现在新富人群更倾向于现金、固定收益类产品，流动性更强的同时收益率也稳定。“我们也观察到令人担忧的逾期还款情况，包括无法按时偿还信用卡贷款、无法按时偿还抵押贷款。这说明面对突发危机时很多新富人群没有事先做好相应的财务准备。”

财报显示嘉信理财今年Q3的营收同比下降9.7%，净利润下降26.6%，对于下滑的原因，Lisa Hunt表示，主要因素不是新冠疫情，更多是因为其他经济因素。“我们的零售业务，即针对个人家庭的业务同比增长达到100%。嘉信理财一大主要收入来源是净息差，因为新冠疫情，美国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呈现断崖式的下跌。举个例子，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曾在一周内跌了175个基点，余下时间都保持在0%的水平。这是嘉信理财净息差这一块收入受到重大冲击的原因，我们预计这个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美联储开始加息。”

另外，在2019年10月，嘉信理财将所有的交易佣金费率下调为零，所以从这个角度不具备可比性，到第四个季度该影响会慢慢削弱。

“我们不能只关注短线，首要目标是创造长期效益。所以，虽然现在面临零利率的环境，我们也没有因此调整企业战略。相信随着未来利率环境的变化，营收会逐渐回升。”Lisa Hunt称。

对于财富管理行业数字化趋势，Lisa Hunt称，几周前嘉信理财决定裁员1000人，但这跟加速数字化理财服务发展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收购了德美利证券（TD Ameritrade），公司希望通过收购扩大业务规模、提高经营效率，被裁员的1000人都是嘉信理财与德美利证券在职能上有所重叠的岗位。

“我们的确看到数字化在加速，该趋势不仅对金融服务行业有利，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也都有利。嘉信理财不遗余力提升数字化能力，以为更多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能让客户通过他们最喜欢的渠道与我们互动。”Lisa Hunt称，“但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不是说让我们可以找个借口去裁员，而是让我们把时间精力投入到客户最关心的事情，而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做重复性的工作。”

她认为，中国智能投顾的发展在世界上都较为领先，数字化理财服务普及率也较高。美国优势在资本市场比较成熟，监管相对较发达，金融产品和服务选择也更丰富更多元化。“在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帮助大众做好退休的财务规划、提升金融教育普及等方面，中美两国金融行业都可以为两国政府提供更多有益的建议和帮助。”

吴飞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是中美两国理财市场的显著差异，美国的监管比中国完善很多，产品种类更丰富，中国因为受到资产证券化限制产品种类相对更少。另外，中国客户对于财富管理的认识程度还不够成熟，美国在财富管理经历过上百年，中国真正的财富管理也就不到30年，中美客户对风险、收益的偏好不一样。从供给端来看，中国主要财富管理机构是银行、信托和基金这些机构，美国则是独立理财师占比超过50%。

“美国财富管理行业已经历两百年历史，经历了产品销售、组合管理和到全面的财富管理这三个阶段。中国财富管理历史比较短，目前在产品驱动和产品销售这个阶段，但已有迹象表明正在从产品销售导向模式转向长期资产组合管理和财富规划的方向。”吴飞表示。

未来两年建议加大权益类配置

对于高净值人群未来两年的资产配置方向，Lisa Hunt表示，个人需求和偏好不同，所以首先必须明确个人的财务目标、投资期限、风险容忍度，才能配置适合的投资组合。“原则上，我们建议充分多元化投资组合策略，尽量做长线投资，在市场投入的时间比去推测市场短期走势更重要。”

吴飞建议降低存款和债券的比例，因为全球都进入利率下行通道，余额宝跌破了1点多，都不能跑赢通货膨胀。此外，吴飞也不建议过多挑选高收益的固收产品，因为现在正处在一个刚兑打破、暴雷密集周期。房地产最好的时间已经过了，如果不是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不建议过多投入。但房地产是抵御通货膨胀最好的工具，好地段房产会产生稳定现金流，所以在权重不大的情况下也值得考虑。

“我个人会加重权益类资产的配置，一是国家重视，另外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处于转型期，转型必然会导致大量新兴产业以及跟消费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跟随着这样的产业结构转型会获利颇丰。”吴飞表示。

蚂蚁暂停上市影响何在？

Lisa Hunt表示，在美国，如果非金融服务企业进入到金融领域，跟在中国一样也面临平衡难题：一方面创新是被鼓励的，我们希望更多人从技术进步中受益；另一方面非金融的企业因为没有接受针对金融企业的监管，他们的产品、服务给金融体系带来了风险。

比如反洗钱，美国针对金融企业有非常严厉的针对反欺诈的规定。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用户的数据隐私保护，美国针对用户、消费者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是非金融企业并不接受这方面的监管，使金融服务整个生态系统面临更严重的风险。

“中国、美国乃至全球都会不断去完善相关监管，这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监管部门都会加强相关研究和政策力度，这不是靠某一个公司和某一个国家就可以单独解决的，这也是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共同应对这个风险和问题。”Lisa Hunt说。

吴飞表示，蚂蚁被暂停上市有两大影响，第一，对金融科技公司估值要重构，用科技公司估值来销售以金融借贷业务为主体公司的股票不合适，其它类似公司估值也要重新评估。第二，监管，更多是在反洗钱和数据隐私这个角度，如果一个公司做的是钱生钱的业务，虽然有科技的应用，本质还是一个金融活动，应该受统一监管。

“有很多问题以前我们考虑过，但没有认真思考。比如如何界定一个商业主体到底是金融公司还是科技公司？”吴飞说，“蚂蚁对整个行业来说也是个信号，科技创新在很多的行业都是好事，但创新在金融行业不应该是核心的话题。监管存在的意义是防止犯错，不是允许犯错，而创新的核心是允许犯错，但在金融里面如果犯错，结果是致命的。美国次贷危机起源就是对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我相信中国监管机构应该从这样的事情中学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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