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在线投资产品规划(金融投资规划案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共同富裕已然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要战略目标中下的“必答题”。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随数字化、新技术的演进，金融体系、金融活动自身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金融科技已经全面改变了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提升了金融服务的“精准性”与“适配性”，当然也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本文基于前瞻视角，全面探讨在金融数字化变革的大势中，如何更好地融合、支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目标。

以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协调发展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经济增长动能的弱化，天然就会抑制共同富裕的“蛋糕”，因此增长仍然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有所不足，仍需努力提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也意味着“互联网+”亟待进一步下沉。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分类，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中，后者成为重中之重。与之相应，在服务产业数字化方面，一方面，金融科技创新应该跳出C端（消费者、个人用户）模式局限，全面探索面向B端（企业或商家）、G端（政府）的创新；另一方面，不仅利用新技术改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且更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体系变革，促使新金融功能全面支持科技研发、成果流转与应用的全产业链。

以创新数字金融模式应对经济结构失衡。目前，我国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还存在不平衡的问题，金融科技的功能应该是更加有效、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特别是在结构优化方面体现价值。例如，某些有条件的落后地区，反而可以把握自身资源禀赋、体现后发优势，积极拓展大数据新业态，与之相应的金融服务也应当更加数字化、智能化；而数字化时代的地方金融改革，同样可以探索跨行政区域的配置，更好地与区内外产业实现有效“排列组合”。再如，金融科技与供应链金融相结合，能更好地服务弱势产业链以及产业链的弱势主体。其中，通过探索大数据技术与高性能计算、边缘计算等领域的融合，可有效解决供应链中企业信息数据统计与分析中的难点；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于供应链企业运营管理的每个环节，能更好地推动企业智能提升；区块链技术可高效地缓解融资问题中无法解决的信息困境，进而提升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效能。

以数字普惠金融探索支持小微与促进就业。2016年，20国集团（G20）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发布的白皮书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首先，通过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进而增加就业，正是普惠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也才有可能帮助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具体就科技手段的着力点看，从金融供给，可以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与产品线上化、构建全新的产融生态、促进政策性金融资源的精准触达；从金融需求看，则可为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赋能（人才、管理、机制、能力），推动其标准化、规范化发展；从金融“土壤”看，则是把数字化融入综合风险管理与保障机制、大数据征信体系、激励相容机制建设等；从其他要素看，则可利用新技术应对小微企业应收账款难题、改善营商环境、降低运营成本等。其次，支持创业也是应对就业的途径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其中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6.7%、4.8% ，且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158万人。可见目前年轻人面临更加突出的就业难题，如何利用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工具支持其理性创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最后，还要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防止返贫等问题。

以金融科技改善消费金融与财富管理。一方面，随着前沿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以及细分消费场景的深入开发，消费金融服务机构不断改善业务流程中的智能支付、信用评分、智能催收、智能客服、风险管理、反欺诈识别等多环节，服务客群不断拓展，这有助于促进新型消费、提高消费水平，改善居民的“获得感”。当然金融科技加上消费金融，并不能靠刺激“非理性消费”来过度扩张，而应构建更加持续的消费金融生态，这些显然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对应。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也强调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使更多群体能够获得财产性收入，金融科技创新对此也作用突出。例如，互联网理财的快速发展，使得更多普通老百姓能够参与到各类金融投资中；而智能投顾通过技术增效、降低门槛、降低道德风险，则使得投顾服务不仅面向高净值人群，而且使普通人也能享受智能理财的便利。

以文化金融与科技融合来服务人民精神生活。“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数字文化经济的变革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线，配合以创意经济和版权经济等，会为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广阔天地。与之对应，依靠金融科技创新，新型文化金融也能更加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搜寻成本、匹配效率、交易费用、规模经济、风险控制等难题，并可能在中小微文化企业融资、文化产品资本化等领域实现新的突破。综合来看，传统文化金融服务体系依托新技术进行改良之后，一方面可助力文化产业金融落地，促进文化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推动文化事业金融创新，促进文化公共事业的大发展，最终还是为了给公众带来更好的精神层面享受。

以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金融科技在解决城乡差距方面有诸多着力点，尤其是电子支付创新。例如，人民银行部署将移动支付服务进一步覆盖至农村地区，以日常支付服务、农产品分销服务等为切入点，重点解决农村地区支付服务数字鸿沟等问题，提升农村地区支付便利化水平。

金融科技全面改变了金融运行模式，特别是其互联互通性、开放性、科技含量高等特征使得金融风险隐蔽性、广泛性、传染性、突发性特征更加明显。金融产品创新快速演变，再加上信息科技本身极强的专业性，使得金融风险更加隐蔽复杂，潜在的信息科技风险和操作风险更加突出。因此，在推动金融科技服务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实现其自身的健康发展，避免给共同富裕带来负面影响。对此，需要进一步增强监管科技风险防范能力。完善金融科技风险的动态监测和早期预警，切实提高金融科技的风险识别和预判能力，强化对金融科技风险情景分析、应急处置、危机预防、预案储备和长期评估，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同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也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当前，为了防止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除了要安排好常规性的消费者保护措施之外，更应当重视系统性、体系性、制度性监管问题。因为，一旦出现这样的风险，对金融消费者的伤害将更加难以弥补。例如，P2P网贷市场的兴衰、股市违规行为带来的市场波动等，不仅没有为居民财产性收入“添砖加瓦”，反而使众多老百姓出现财产损失。

因此，在共同富裕的目标引领下，应该逐渐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从后台的辅助性工作，转变成为规范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前置工作。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侧应实施严格的“穿透式监管”，增加违规成本，在需求侧则要加强对用户的宣传教育以及救济政策。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金融消费者的群体差异性越来越大，更需要全面优化金融宣传教育，通过多元化、便捷化、结构化设计，使得公众能够理性认识金融、理解金融、应用金融。具体有三方面重点：一是紧跟金融科技的迭代发展，推动金融理论知识的完善与更新，更准确地指导实践。二是在金融知识应用层面，探索多种信息触达形式，努力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使之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新知识。三是帮助用户树立正确观念，即学习金融知识并非只是为赚大钱，而是旨在培养金融风险识别意识与财富管理基础能力。

正如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道路、桥梁、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金融也离不开基础设施支撑。狭义的金融基础设施主要指支付清算体系，包括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交易数据库等。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则还包括货币体系、数据服务体系、征信体系、技术基础与设施、监管与合规、金融消费者保护、财务与会计、金融文化等。只有不断完善数字化时代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才能促使金融活动更加高效、合理运行，从而更好地给实体经济赋能。例如，浙江台州通过建设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用各类信息交叉验证等方式，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兰考围绕“普惠、扶贫、县域”三大主题，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农户贷款获得率。这都是在夯实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的场景落地。

完善金融科技生态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了促进金融效率与效益的提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实际上，金融科技生态意味着参与主体丰富多样，而且能够维持足够的互动性与活力。如麦肯锡曾发布报告认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生态包括运营和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与综合解决方案。同时，健康生态还离不开治理规则与伦理约束。例如，当前数据要素治理正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关键点，既需要打破“数据孤岛”，又要避免数据滥用和加强数据信息保护。再如，新技术可能存在黑箱和信息不对称，即便在生产与商业模式中体现出高效，也可能忽视人性与负外部性，所以需要构建金融领域科技伦理标准规则等，促进“技术向善”，避免“技术向恶”。

对于健康发展的金融科技，其核心价值一是“普”，真正使符合条件的客户都能得到适度金融支持，从而改善自身境遇与增加致富途径。二是“惠”，通过技术与模式创新，拓展金融服务边界，降低门槛并提高效率。可以说，这为金融支持共同富裕带来强大动力。

（本文来源于《金融时报》）